香港口述歷史的現狀
   香港常被人稱爲文化沙漠，文藝小說的平均銷數是二百本，但是傳記作品卻一枝獨秀。從人文背景來看，香港近百年來一直是政治流亡者的天堂，光是一九四九年起，從大陸流亡到這一塊一千平方公里彈丸之地的國府黨政軍公教人員及其親屬就逾一百萬，僅以調景嶺難民營為例，一萬人的社區中，鬻文為生者就有五百多人，業餘寫稿者逾千人。以履歷而言，他們中間有官至省府委員、廳長、專員、縣市長、中將軍長、國大代表、立法委員、報社社長、電台台長、大中小學的校長、教授、公司廠礦的董事長、總經理、廠長、工程師，法院的院長、推事、檢察官，寺院的住持長老、教會的神甫牧師、辛亥首義功臣、國父侍衛等等；教育程度自遜清秀才舉人到留洋學生應有盡有。從整個香港來看，一百多萬高知識的人群一下子湧入彈丸之地，其中有錢人多數強龍不鬥地頭蛇，經不起幾個回合的投機買賣就室如懸磬，即使錦衣玉食，安富尊榮的前朝顯貴，在紙醉金迷、燈紅酒綠之餘也需要有個精神依託，有個抒發國破家亡之痛、銅駝荊棘之思的園地。清寒者更要將寫作當成謀生手段，所以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傳記文學空前繁榮，其佼佼者有：張贛萍的《彈雨餘生述》、《關麟徵將軍傳》、黃旭初的一百卅萬言回憶錄、姚立夫的《徐淮兵車行》、徐亮之的《亮齋隨筆》、丘國珍《大別山八年抗戰之回憶》、方寧《孫立人將軍與緬戰》、易左君《海角天涯十八年》、《張發奎將軍抗日戰爭回憶記》、陳存仁《銀元時代生活史》、《抗戰時代生活史》、曹聚仁《我與我的世界》、丁淼《我所認識的三十年代作家》、李璜《學鈍室回憶錄》、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左舜生《近三十年見聞雜記》、金雄白《民國政海搜秘》《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曹汝霖《一生之回憶》、高伯雨譯註《紫禁城的黃昏》等等。半個世紀以來，香港的出版市場陸續注入了海峽兩岸新血，有些不便在大陸、台灣出版的政治敏感書籍便移師香港推出，除了早年周作人《知堂回憶錄》、《雷震回憶錄》，江南《蔣經國傳》、近年有千家駒《七十年的經歷》、《王力反思錄》、《聶元梓回憶錄錄》、《陳伯達遺稿》、徐景賢《十年一夢》等等，以至於極左份子鄧力群也要利用香港的出版機構印行他的《十二個春秋》以抒發其獨特政見。
   香港的傳記作品，一出版就被外地書商抄襲翻印，從另一個角度表明了香港的資訊自由與出版素質。自七十年代初尼克松訪華以來，香港出版的許多中港臺名人傳記(例如第一部鄧小平傳、第一部江澤民傳都出自香港，銷數都逾兩萬冊，相當於在大陸賣四百萬冊)，受到中外輿論的重視，被譯成各種外文版，被海峽兩岸與歐、美、日本的決策層內部刊物所轉載，成爲外國政府研究中國問題、決定對華政策以及兩岸政府制訂對台、對大陸政策的重要參考資料，這是香港傳記作者的無上光榮。在本人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藝術發展局委員暨文學委員會主席期間，曾撥款一百多萬港元舉辦羅斯—勞斯型的《香港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與《香港傳記文學學術研討會》，還主導編印了卅萬言的《香港傳記文學發展特色及其影響》，輯錄白樺、葉永烈、古遠清、姜義華、陸鏗等廿八位學者的專題論文。爲了推動香港的口述史學的發展，本人還撥款八萬九千二百五十元資助香港新婦女協進會從事《又哭又笑——阿婆口述歷史》一書的訪錄、編寫工作，對研究上世紀初香港中下層婦女的社會地位、生活情況不無小補。在香港，有些人將野史雜傳不加證實就引入傳記文學，另一些人則武斷地宣稱「傳記是政治、不是文學」，那是錯誤的兩個極端。在我任上，對香港文壇上文人相輕、忽視傳記文學以至多種《香港文學史》都漏列香港傳記作品的現象作了糾正，也催生了四十萬言的《香港傳記文學發展史》。(註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