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從事口述歷史者門檻太低
   在大陸，雖然口述歷史到八十年代才起步，但目前所見的賀黎、楊健著《無罪流放——66位知識份子五七幹校告白》、陳徒手《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後中國文壇紀實》、鄭實、傅光明《太平湖的記憶——老舍之死》、朱正《一九五七年的夏季》(一批知名右派份子訪談錄)等等，都不失爲我們這個大時代的真實寫照，其學術價值與史料價值是相當高的。2003年9月，中國社科院轄下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創刊了《口述歷史》季刊，爲這一門新興的史學研究方法提供了二百八十頁、廿五萬字的園地。同時，社科出版社也正推出《口述自傳叢書》。不過，那套叢書的素質，遠低於前述人民文學出版社、光明日報出版社、青島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的出版物，姑以社會科學出版社於二○○三年一月推出的《文強口述自傳》爲例，稍微翻一翻就發覺砂石甚多。諸如，把四川省主席鄧錫侯寫成鄧希侯，把新四軍副軍長張雲逸寫成張雲毅，把護法軍政府陸軍部長陳炯明寫成鄭學民，把軍統京滬區區長程克祥寫成程國緒，把忠義救國軍總指揮周偉龍寫成周維仁，把軍統香港區區長、國民黨南方執行部書記長王新衡寫成王興桓，把外交部國際問題研究所主任王芃生寫成王文生，把中共川西特委書記廖宗澤寫成廖宗策，把粵軍第二軍軍長劉志陸寫成劉志路，把卅七軍軍長羅澤闓寫成羅澤凱，把長沙綏靖公署秘書長劉嘉樹寫成「參謀長劉家緒」，把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張宗遜寫成「原國民黨後勤部部長張宗勝」，把國軍炮兵團長孔從洲寫成「國民黨機械化部隊的一個負責人」，把汪僞華北治安總署署長門致中寫成蒙治中，把日本特務南本實隆少將寫成郎本實仁，把衛立煌的機要秘書趙榮聲寫趙雲生，把陝西省主席熊斌寫成邢斌，把祝紹周寫成周曉舟，等等。此書的訪錄人連文強係何許人都不知(按：見該書後記)，卻有膽去筆錄文強口述歷史，在後記中推說已由她搞黨史的教授哥哥與「搞黨史出身」的丈夫「幫助校正了書中一些人名、地名和歷史事件……在電腦前查證書中的一些人名」，然而本書編委會中掛名的戴逸、馮其庸、季羨林、李輝、楊奎松等廿七人盡皆大陸史學界響當當的權威人物，焉有不知不曉廖宗澤、王新衡、周偉龍、陳炯明之理，可還是讓「廖宗策」出現了十三次、「王興桓」出現了九次、「周維仁」出現了四次，全書舛錯共逾六百處。
   史學常識付闕，地理知識也一蹋糊塗，把松江寫成淞江，把中山石岐寫成石基，把貴州省列入西北五省，把日本正金銀行寫成政金銀行。連小學的數學常識都搞不清，以致出現「日本比中國小四十倍」(應係「日本國土是中國的四十分之一」)這樣的笨句。在語法修辭上似乎一知半解，把爲國盡瘁寫成盡「粹」，把欣慰寫成自慰(意謂手淫)。
   這本口述自傳如果僅僅把中共四川省委統戰部長程子健誤爲省政府「財政部長」、把宗克鈞變成戴笠的十三太保、把武漢行轅寫成湖南西晉署，還情有可原，然有許多錯誤純係胡謅，諸如：(一)稱一九四二年一月蔣介石召見文強大談開羅會議使蘇俄侵佔外蒙與新疆、蘇軍重新佔領旅順港與中東鐵路，所以派遣文強回華北、東北對付蘇俄云云。其實導致上述喪權失土後果的是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至十一日召開的蘇美英三國雅爾達會議，直至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美國總統羅斯福病逝後，六月十五日才由美國特使赫爾利將此私相授受的密約內容通知中國政府，即使開羅會議也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下旬才召開的，蔣介石又怎能提前三年多預感美蘇兩國的陰謀呢？由此可見，所謂蔣介石召見訓令云乎哉，純屬虛構捏造。(二)說「一九四一年日本軍隊在滇緬路有四百多萬人」。查日本軍隊現役與預備役、補充兵總共是四百四十八萬人，侵華日軍共一百八十余萬，再扣除入侵東南亞國家與太平洋島嶼以及負責日本本土防衛的，能派往滇緬路四百多萬嗎？(三)說文強一九四九年與末代皇帝溥儀一同關押在山東濰坊的高級戰犯組。查溥儀是一九五○年八月一日從蘇聯押回中國的，這位僞滿皇帝怎能于一九四九年分身同文強共囚於山東呢？此書稱「王耀武說一口廣東話」，王耀武明明是山東泰安人，怎能在戰犯監獄講粵語呢？說文強提拔弟弟文中俠爲大校，查國軍編制，從無大校軍銜。說二○○一年文強口述自傳時「黃維死了差不多三十多年了」，其實僅十二年。(四)說一九四三年二月文強對龐炳勳說：「今年聯合國得知河南河北遭了大災，救濟中國的糧食有十多億，我們馬上打電報給河南省政府要兩億……」查聯合國成立於一九四五年十月，開首屆大會遲至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怎能在正式運轉前三年撥款救濟中國？而一九四二年國際聯盟早已名存實亡，談何救濟華北災民？
   其餘如說一九四八年一月九日蔣介石批准杜聿明突圍，實際上當時杜聿明正在上海住院治療腎病，是一九四八年六月才擔任徐州剿匪總部副總司令的，在床上怎樣「突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