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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先生的独到见解——《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一年前，友人向我推介余英时先生的著作并寄来了书，我又从大陆寻觅几册。我钟意其中的《士与中国文化》，很认真地拜读了，记下心得体会。现在整理成文，是为读后感，向余先生及同好就教请益。
毛泽东骨子里看不起知识人，最不屑的嘲讽就是：“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的透底……‘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过去知识分子这个‘毛’是附在五张‘皮’上……现在，知识分子是附在什么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呢？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资本主义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明年就不下聘书了。”“现在五百万知识分子是吃工农的饭，吃国家所有制和集体的饭。”（《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一句“五百万知识分子是吃工农的饭”，从根本上摧毁了知识人心中自重自尊自爱自养自立的理念。毛泽东口含天宪，无论你服与不服，假服真服，绝大部分知识人是认了的。嘲讽知识人“韭麦不辨，五谷不分”的八个字以最大音量最广形式的喋喋不休重复强调，使知识人忘了自己的发明创造可以取代千万人的体力劳动，忘了自己所拥有的知识技能数学物理化学手术刀绘画笔五线谱……则是穷一辈子也难尽其妙的，还彻底地忘了常识——半分钟可学会辨韭麦五谷；于是真的自惭形秽起来，真的以为自己要靠工农共产党养活。
于是知识人总认自己是毛，总是要找到一张皮来依附，才放心，才感到有了倚靠，才能高枕无忧，才会为皮的辉煌而大展其孔雀开屏的功夫。由此可知专制治下的知识人从整体上来说是服务于当政者的，是御用文人。他们沦为帮凶帮忙帮闲是最顺理成章一点也不奇怪的事。
这样的毛，没有自己，只有皮，只有主人。清人汪中将知识人作为“毛”的无奈和可怜描述揭示的淋漓尽致：“一从操翰，数更府主。俯仰异趣，哀乐由人，如黄祖之腹中，在本初之弦上。”操翰，就是幕僚幕友。黄祖、袁绍袁本初是三国人物。现代政界的“毛”，时髦称智囊、智囊团。胡耀邦下台，他的“操翰”就得“更府主”；赵紫阳软禁，幕僚们连更换门庭的可能也没有了。
海外流亡者知识人也从根子上被毛泽东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洗了脑子，完全接受了做“毛”成“毛”的训示。他们的身子离开了大陆，但是他们的心还是党文化的俘虏。没有皮，就觉得活不了。因此，就总要找皮依附。许多人许多时候，投靠无门，孑然惶然，衣食无着，时不时地流露出十足的可怜相、巴结相、不知所谓相。洋大人投靠无着，甚至会转而试探走回头路。1997年，屠杀学生和平民的罪魁祸首邓小平死了后，海外知识人的表现是最可悲最可怜最令人沮丧的。
1997年4月号《北京之春》发了一期“盖棺评邓”专辑， 共有十九篇评邓大作，六篇集体的，十三篇个人的。绝大部分文章在批邓、评邓的同时都要为邓颂功摆好，或为邓颂功摆好时批邓、评邓。最能说明问题和表现出感情色彩的是对邓死的用语。直截了当说邓死了的六篇，其余十三篇或说“逝世”、“去世”、“与世长辞”、“离开人世”，或挖空心思说“走了”，甚至有说“值得我们悼念和追思”的。小心翼翼，温情脉脉，字斟句酌，煞费苦心的心态跃然纸上。
无论世人、历史将如何评价邓，无论中共将给邓小平戴上多少顶桂冠，邓小平作为中国民主的头号敌人，则是可以盖棺论定的。57年反右，66年文革，79年西单民主墙，89年“六四”，邓小平差不多每隔十年都要向民主举起屠刀，恶狠狠地砍下来。就这一点上，邓之罪恶比毛有过之而无不及。“六四”死难者血迹未干，冤魂未散，反右以来数百万以至数千万志士仁人、无辜民众受苦受难受罪的惨状犹历历如在目前，何能对邓这一罪魁祸首评功摆好！无论以何为借口，全面也好，客观也好，公正也好，和解也好，宽恕也好，都是对死难者和自己的背叛和侮辱。等邓氏同伙及其家族，等中共对此那怕是有一丁点的认罪、忏悔、歉疚，我们再来全面、和解、客观、公正，再来宽恕，难道就迟了？难道就来不及了！试想，对希特勒，会这样遣词造句吗？对斯大林，会如此情深意重吗？
中国文化生封死谥，是很有讲究的。古时皇帝死称“崩”，常人死若称“崩”，那种僭越是要杀头的。现代大人物死称“逝世”，平民百姓或不到一定级别一定尊荣的人死，称“逝世”是会闹笑话的。对邓小平这个既屠杀自己亲友又赶得自己弃家离国别妻抛子的元凶如此含情脉脉，从心底里借他的死表达对他所属的那个集团——中共的温情与媚意，只能说这有利益攸关以及文化上的原因——知识人不能摆脱“毛”的依附地位，在合适的时候，就会顽强顽固地表现出来。这也是人性！
这种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心态源自自身不硬朗、不厚重。轻飘飘的毛总也扎不下根，总是浮在半空游荡寻找依附物。如果自己是皮，景象就会迥然不同！
为什么就不能自己做皮呢？为什么就不能既是毛又是皮呢？自己做皮就那么难吗？就绝无可能吗？或者是可笑的吗？
纵观古今中外，知识人自强自主人格独立，亦皮亦毛的事例成千上万，举不胜举。试看洋人盖茨、索罗斯。盖茨有自己的电脑王国，他捐给慈善事业的数额以上百亿美元计；索罗斯能刮起金融风暴，在香港蓄意与中国大陆作金融对决。有评论曰：索罗斯与赵紫阳打了个平手。盖茨和索罗斯是商人、是大资本家，更是大教授、大学者、大专家、大知识人！
中国春秋时代齐国的鲍叔牙经商有术。管仲与他合伙做生意，却因“贫困，常欺鲍叔”，投资时少出钱或不出钱，分红时则毫不客气地多拿。管仲还有许多其它毛病，打仗时逃跑，当官老是被罢职。“鲍叔知其贤”，全都不以为意，还推荐他为相。以至管仲叹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这是著名的管鲍之交的故事。鲍叔牙要不是能赚很多钱，是不可能那么大度地对待少出多拿的管仲的。管鲍共事桓公，始终得到桓公的信任器重，成就了齐国的霸业，他们自己也得以善终。这与鲍叔牙资产富饶几可敌国是分不开的。
春秋时的范蠡文种佐越王勾践报仇复国。范蠡深知勾践可共患难不能共富贵，对文种说：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良臣亡”。谢绝勾践假惺惺分国一半给他的许诺，漏夜离开越王，泛舟海上到了齐国经商致富。致富后，又散财。再到陶地，继续经营生意，再次致富；人称陶朱公，民间尊为财神。于是，许多美丽的传说连大美女西施都附会在他身上。文种恋栈，则被勾践赐死。
三国时鲁肃，周瑜称他“奉母至孝，其家极富，大散资财，以济贫乏。”周瑜就受过他“一囷粮，三千斛”的接济。鲁肃最终能接周瑜的班、成为孙权的首辅除了他的品德才干外，家资丰饶也是一大原因。
今人余英时先生作《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专辟数章论士商关系。可予人以振聋发聩、耳目一新的功效。（以下所述凡引文者，皆出是书，不另作注明。）
明人重治生。“有一则明人告诫子孙的‘家规’说：‘男子要以治生为急，农工商贾之间，务执一业。’”王阳明曰：“果能于此调停的心体无累，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
明遗民陈确曰：“儒者为学有二事，一是‘治生’，二是‘读书’，而‘治生’比‘读书’还要来得迫切。” “陈确所提出的原则正是：士必须首先有独立的经济生活才能有独立的人格。而且他强调每一个士都必须把‘仰事俯育’看作自己最低限度的人生义务，而不能‘待养于人’。”
“良贾何负闳儒！”这是明人的话。“这样傲慢的话是以前的商人连想都不敢的。”余英时先生在借此说明士商心态的变化，实际上这更反映了士商地位的变化和互动的关系
清才子学者洪亮吉记另一位才子学者汪中的故事是士商关系的最有意思的证明。
“一日薄暮，偕中至院门外，各骑一狻猊（院门外的石狮子——笔者注），谈徐东海所著《读礼通考》得失。忽见一商人，三品章服者，肩舆访山长。甫下舆，适院中一肄业生趋出，足恭揖商人曰：‘昨日前日并曾至府中叩谒请安，知之乎？商人甚傲，微颔之，不答也。”
汪中看不过眼，以大学者的身份又去折辱了这位三品商官。肄业生对商官的礼敬恐怕纯是看在钱的份上，洪亮吉、汪中能折辱三品商官则是仗着学问名声和士的地位，三品商官乃用钱捐来。知识、金钱、地位，三者的关系纠缠交错而又有一点相辅相成。知识人应该成为这三者的主导！
吾乡贤浙江瑞安商人卓禺由士入商的成功就从主导这一角度证实了士商合流的美妙。
“公既偕同志崇理学、谈仁义，而好从博山、雪峤诸耆宿请疑质滞。……公之为学，从本达用，多所通涉。诗词书法，无不精诣。即治生之术亦能尽其所长。精强有心计，课役僮隶，各得其宜。岁所入数倍，以高赀称里中。”（《梅村家藏稿》卷五十）
卓禺的弟弟卓尔康如是评述乃兄：
“白圭之治生也，以为知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学吾术，终不能告之。夫知、仁、勇、强，此儒者之事，而货殖用之，则以择人任时，强本力用，非深于学者不能辨也。今余之学不足以及余兄；而余兄之为善里中，尝斥千金修桥梁之圯者，岁饥出囷粟，所全或以百数。彼其于吾儒义利之辨，佛氏外命之说，深有所得，岂区区焉与废著鬻财者比耶！”
卓氏兄弟一实践，一理论，完美了儒家德目知仁勇强与货殖（经商）的相结合。如此既士既商、亦毛亦皮，是从士从商的最高境界。
余英时先生说：“我们也决不能夸张明清商人的历史作用。他们虽已走近传统的边缘，但毕竟未曾突破传统。”现代的“士”——知识人完全应该也可以比明清商人走的远一些、深入一些，实现突破。盖茨、索罗斯是西方的典范，中国也应该有现代的鲍叔牙、范蠡、白圭、卓禺。大陆似乎已经有了萌芽、骚动。海外则未见动静。这张“西皮”总是诱惑“二黄”跑调！
九十年代初期，大陆出现了“儒商”一说。有牟其中者，曾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中国首富。“儒商”一说，有论者称是牟其中开的头，无论确否，牟其中说得最多，言之凿凿、言之成章、言之成理，则是事实。笔者曾在93、94年与牟其中有过合作，参与过他的一些商业活动，了解他的一些情况。牟其中最初因组织马列主义研究会、撰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政论文章被捕坐牢差点枪毙。这个基因融进了牟往后的所有岁月和商业经济活动中。牟能说能写，文章不假手秘书，全是自己动笔。中央党校请他讲过课；黑龙江白城市副市长辞职到他的公司打工当办公室主任；刘华清的秘书因六四被清洗也到了他的公司供职；全国市长协会副会长陶斯亮被他耍得团团转；老挝政府代表团因他下钓差点上钩；他上国务院办公室说自己要承包三峡大坝工程；他以三百元人民币起家做成了购买苏联四架飞机的生意；他放了两颗真卫星到天上；日本《每日新闻》记者采访他时，他说自己有八亿资产，顺溜的连个嗝都不打；他扬言要把喜马拉雅山炸开一个大口子，引进印度洋的气流暖风。所有这一切，笔者基本上都是亲见亲历，可以证实确凿无误！按说，牟其中可以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儒商，成为亦士亦商高境界的典型。可是牟其中功利心太重，玩权术太过，事功太急，导致失败成阶下囚。最典型的两个例子是：“六四”前期，他对公司职员下令，不准去天安门广场声援学生，谁去谁走人。“六四”后的某年，他带领公司高级职员在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墓前举手紧握右拳宣誓效忠共产主义事业，前赴后继干革命。中央电视台拍摄播放了这一幕，当然是因为牟其中的幕后运作。这种假惺惺作态过了。过犹不及！他作为儒商，忘了儒家这原始的教诲。当局对他的注意就进入了每分每妙的阶段。牟其中的失败是由他的性格注定了的。牟其中作为现代知识人从商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和借鉴，无论大陆或海外流亡者，都能从中获取许多宝贵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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