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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神话的终结与重塑社会认同的困境
来源：当代中国研究
一、重塑社会认同的出发点：政治共识
二、掠夺式的改革失去了政治合法性
三、与官方趋同的改革认知
四、新左派的改革认知：错置批判对象
五、中国政治生态的严重分裂
「编者按语」《当代中国研究》编辑部自2004年开始编辑出版《当代中国研究丛书》。系列丛书的第一本《20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已由博大出版社于2004年10月出版。第二本《中国改革的得与失》将于2007年初出版，本文是该书序言。
着手编这本以笔者200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标题做书名的文集，如何写这篇序言，着实想了很久。因为该说的话，该阐明的观点，早已分别在近年来的文章中说过了。
还是从今年被反复谈到的一个词“改革共识”说起吧，因为改革共识，亦即政治共识是中国重塑社会认同的起始点。
一、重塑社会认同的出发点：政治共识
改革共识之所以重要，缘于“改革”早就成了中国共产党1978年以来重新建构政治合法性的出发点。所谓“改革共识”，就是改革以来中国人的政治共识。它既包含着中国人对中国共产党政府将发展经济放在政府工作首位的肯定，也包含着全国人民对政府许诺的期盼，这一许诺就是“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下简括为“先富带后富”）。因此，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改革早就被赋予了一种改革自合法性，任何政策出台，只要标上“改革”二字，也就天然地具有了不可挑战的政治地位。在官场中用得最多的一句话“谁反对改革，就让谁下台”，就是这种改革自合法性的极致表达。
改革共识在中国近30年的现代化历程中，其实内涵早就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一些用来标识改革的口号当中。80年代用的最多的是“先富带后富”；经历过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邓小平的南巡终于将改革表达为“发展经济是硬道理”，而“先富带后富”这一口号则慢慢从政治宣传中退位──前一个口号为中国人民开了一张共同富裕的支票，构建了中国人的改革共识，中国的“改革神话”即奠基于此；而后一个口号则完全没有了分配正义。但习惯了在各种标语口号中生活的中国人，几乎没意识到这两个口号的微妙变化将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何种影响。直到90年代中期以后，假“改革”之名、行掠夺民众经济权利之实的各种“改革”，如住房制度、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以及高等学校收费体制的“改革”陆续出台，普通人刚刚鼓起来的口袋逐渐瘪了下去，终于导致改革共识一步步走向破产。
改革共识的破产，其实缘于这种以权力市场化为起点、缺乏社会公正的改革，使得少数人享受“改革”成果，而大多数人却为“改革”付出代价。改革共识的破产直接导致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任何社会转型都无可避免地需要重新构建社会共识，尤其是政治共识，以求达到社会认同，只有建立于政治共识之上的政府才具有真正的合法性。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重新构建社会共识的本质其实就是重新构建政治合法性。
但目前中国恰好在构建社会共识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之所以如此，则是因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掠夺式改革已经使得改革失去了政治合法性。
二、掠夺式的改革失去了政治合法性
中国经济改革的主题辞是“改革与开放”，改革与开放因之也就成了中国迈向现代化之路的两翼，伴随着60年代以前出生的几代中国人，从毛泽东式极权社会的阴影中走出来。不可否认，让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鼓起希望风帆的“改革共识”确实存在过，那就是20世纪80年代奠基于“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口号之上的全民期盼。但即使就在80年代，对于改革的诠释，政府、知识阶层与民众，甚至包括国际社会也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尽管这种理解多通过官方媒体解说，但其不同还是历历可辨。
中国政府希望藉改革摆脱当时物质极度匮乏、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与共产主义理想产生深深怀疑的困境，重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寻找合法性，稳固其政治统治。整整30年改革进程中，举凡“改革”，从未偏离过这一目标。如果说改革的具体措施是随机的，充满了各种变数，那么改革方向在中共那里从来就没有变过，所有的改革措施都围绕着稳固中国共产党统治这一中轴进行。只不过，在中共意识形态话语里，中国共产党从来就天然地代表全中国人民，代表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也因此，改革可能有利于中共统治而与人民利益发生分裂，在改革初期几乎不可能被国人（当然也包括知识分子在内）所能意识到。
中国知识阶层对改革的期望，伴随着改革主题的不断变奏而发生变化。在80年代，中国知识阶层内部还未发生大的利益分化，还存在一个勉强可称为“阶层主诉”的愿望，那就是：改革之初，知识阶层希望通过“改革”来改善在毛时代那种被工人农民“教育、改造”的低贱地位，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到了90年代之后，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加深，那些能够将专业知识“市场化”为谋利工具与生存手段的科技、医疗等各类知识人士，对政治的兴趣渐渐淡化；而从事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教学研究的知识阶层，因其发展与生存对制度环境的依赖关系，他们对中国改革的现状与政治发展表现出的关心，远远高于科技型专业知识群体。这一部分知识精英的思考，一度曾引导过中国公众（主要是城市的受教育人群）对改革的认识。如果要说他们曾为中国画过一张“改革路线图”，那么这张路线图的轨迹可以粗略表述如下：通过经济改革，日渐形成一个新的中产阶级；一旦中国的中产阶层成长壮大之后，其权利意识就会觉醒，因此必将成为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力量。
而以工人与农民为主体的中国民众，对改革的期盼则相对简单得多：增加收入，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在“改革”初期，意识形态宣传仍然保持这样一种基调，即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后改为人民民主专政）。应该说，工人与农民从未想到过，“改革”带来的资源重新分配将使他们居于不利地位，最后使他们成了利益饱受剥夺的“弱势群体”。
“改革”就这样承载着中国自上而下各阶层的共同梦想，在中国艰难起步，至今已经将近30年。必须指出的是，在关于中国“改革”的各种梦幻曲中，主调是富国强兵，民众的权利亦即人权从未考虑在内。这一主诉上承中国自1840年以来的强国梦，几乎被社会各阶层不加思考地接受了。也因此，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放在国家利益首位的是军事现代化与国家地位的提高，而绝不是民众总体福利的增长。曾被邓小平出于现实考虑一度放弃的援外也因此成了中国的重要外交国策之一，大量援外再度成为中国获得“非洲兄弟”声援、与美国抗衡的重要手段。依靠这些人权纪录非常恶劣的国家的支持，中国领导古巴、津巴布韦、苏丹等国家先是成功地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变成了一个暴政者践踏人权的俱乐部，继而又使联合国改组人权理事会的目标流产──中国政府真的“站起来了”。
在上述对“改革”的三类预期当中，应该说只有中国政府的预期不曾落空。通过改革开放，中国的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三，成了发展中国家里第一大引进外资国。而通过改革获得的经济增长，中国政府在国内“证明”了一点：专制极权政体也可以促使经济强劲增长，中国并不需要西方的民主政治；而在国际社会当中，尽管还未曾达到自毛泽东以来的强国之梦，即与美国分庭抗礼，但这个政权已经隐然成了“一超多强”当中的一强。西方正热的“中国梦”引诱着各类国际金融巨鳄、跨国公司想敲开中国市场的大门淘金。而中国政府也终于利用利益牵引机制，让诸多跨国公司（包括大媒体集团）成了中国政府的好朋友。这些“好朋友”利用它们在本国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让世界各国“相信”中国正在进步，这种进步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还必将是政治上的，“中产阶级崛起将会促使中国政治的民主化”这一神话在国际社会的中国研究界广为流传。由于中国已经与世界各国结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曾因意识形态不同且奉行专制政治而饱受西方世界批评的中国政府，目前在国际社会的处境较之毛时代及邓时代要宽松友好得多。距离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之后几十年，尽管中国人民还匍匐在中国当局的脚下，但中国政府却成了世界各国政府必须重视的一位强者。
知识分子群体可能早已淡忘了当年邓小平在1978年宣布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时的欣喜与重获政治新生的感觉，这句话的政治意义将来只有研究中共统治下知识分子地位变迁史时才会被重新考察。鉴于现代社会权力的四大支柱当中，知识的权力毕竟也构成与政治、经济、军事相侔的一种权力，与时俱进的中共当局早就明智地放弃了毛泽东那种视知识分子整体为敌的愚笨政策，采取吸纳、优养等各种策略，让知识分子们过上了共产党统治下从未有过的好日子，条件当然是要求知识分子必须与党和政府保持一致。因此，中国知识精英阶层大体采取了驯服之态，因为对学术自由的向往毕竟不是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追求，况且这种自由在共产党统治下从未有过，人们对于从未有过的东西自然也就不会珍视。
上述这些成了中国改革最可以炫耀的骄人成就，也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国改革的漂亮包装。而改革的另一面却被中国当局刻意掩饰，这就是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每天都在发生的资源劳工双重损失的矿难，日益严重的贪污腐败与贫富差距……中国人在改革中失去了越来越多的经济权利，诸如养老保险金的大量积欠，医疗保险使人们失去了病有所医的权利，教育收费体制的改革使中下层民众子女的受教育权利被严重褫夺。更严重的是，为了支撑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与政绩，6，000多万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370多万城市居民被赶出了家园；而政府为了保证“依法征地”、“依法拆迁”，其行为日渐黑社会化，统治手段日渐非正当化。为了让改革包装继续保持亮丽光鲜，近年来中国政府对媒体与网路的控制越来越严厉。上述问题凝聚而成的阴影越来越大，早已导致“改革共识”──其实就是政治共识的破裂。
从政府廉洁这一角度来看，贪污腐败成了中国无法治愈的政治之癌。中国政府已经堕落成为一个“盗贼型政权”，并且集中了当今世界上所有“盗贼型政权”的恶劣特点。美国政治学者曾将非洲、南美以及南欧等国的腐败政府称之为“盗贼型政权”，并将之划分为四种类型：受贿者集中于高层的有两类政权，一是政府与企业财团形成了双边垄断，二是“盗贼统治”的国家；而受贿者分布于政府中低层的也有两类政权，一是因为资源分配的关系导致行贿呈螺旋式上升，二是黑手党控制的国家。这些臭名昭著的盗贼型政权包括：1954年－1989年统治巴拉圭的阿尔弗雷。德。斯特罗斯纳政权，1965年－1997年扎伊尔的蒙博托政权，1957年－1986年间海地的杜瓦利埃家族政权等。这些政权因其高度腐败，官员肆意掠夺公共财及民财，其治下民不聊生，最后都被推翻，无一有好下场。而中国现政权则集中了所有的盗贼型政权的特点：受贿者遍布政府高层与中低层，即使是一个小小的政府公务员，也莫不利用手中权力寻租。四类盗贼型政权采取的掠夺手段莫不在中国出现，择其大端列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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