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部题为“失败者还是胜利者” （Losers and Winners）的德国纪录片问世。这部以他者眼光拍摄的纪录片很能说明中国劳工的生存权益。
    通过电影画面在德国工人和中国工人之间交错切换这种直观方式，“失败者还是胜利者”记录了这些中国工人在德国的经历：
    2003年初，中国兖矿集团以购买技术的方式收购了德国多特蒙德鲁尔区的凯泽斯图尔焦化厂，中国方购买的是技术，原价6.5亿欧元的设备是以废品价格每吨15欧元卖给中方的。中国机械工业建筑总公司（简称中机建设）的400多工人将该厂拆解，装在万吨货轮上运回中国。这些中国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一周工作7天，每个月挣400欧元，却干着德国工人给4,000欧元也不愿干的工作。德国人以为需要3年才能完成的工作，中国工人一年半就完成了。
    ――这个故事似曾相识，因为200多年前美国西部修筑铁路时，中国劳工也是以其工资低廉但比其他国家的劳工更能吃苦耐劳而举世闻名。不过，这次付中国工人工资的不是外国老板，而是中国本国企业兖矿集团。否则可以被民族主义者控诉为外国资本家对中国工人的残酷剥削。
   

    如果按中国官方习惯用的宣传口径，肯定要说“中国工人以吃苦耐劳与不计报酬的工作精神赢得了所在国高管及工人们的尊重，大家翘起大姆指称赞‘中国工人好样的！’”――这类言论在中国的媒体宣传中从来就未绝迹。
    接下来的镜头就是工人们在德国的生存状态与他们的未来希望了：
    这些工人8个人睡一个房间，吃工地食堂的“大锅饭”，每周工作超过60小时。他们省吃俭用，将攒下的一点钱留给家里，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够接受教育，“做个白领”；每个月，中国工人就要选出7个最勤奋的工人作为“本月最佳工人”，戴上大红花照相上光荣榜；……
    这类情景中国人亦不陌生。当今到城市里打工的两亿多农民工，如果能够达到这些工人的生存状态已算是非常“幸福”了，比他们更糟糕的处境比比皆是，比如几十个人睡在一个四面漏风的工棚里，辛苦工作数月乃至更长时间却拿不到分文工资，追讨欠薪还要挨打甚至送命。哪有雇主愿意花心思给他们戴上大红花？
    德国导演当然不会知道遥远的中国的真实情况，他们每天听到的、看到的有关中国的消息都是中国经济发展如何迅速、中国正在崛起，中国将在20年内要赶超美国，人民生活正在迅速改善，……即使到了中国，进入他们眼帘的也只是中国那几个“现代化橱窗”的美景，基于此，他们自然无法得知占中国人口80％左右的社会底层中国底层的社会成员，如果能够得到每月4,000多人民币收入，并通过省吃俭用寄回其中将近一半，已经是一个多么令人鼓舞且不易得到的机会。
    最有意思的是负责该项目的党委书记莫立崎（他的梦想是早日坐上奔驰）对这种“血汗工资制”那种理所当然、充满自豪的感受：“毛主席有句话是：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没有一点牺牲的精神，哪有兖钢的今天？我们在地下800米矿井工作的工人，头上哪天不是嘎扎嘎扎的响，那能没有一点危险吗？要是按照德国人的做法，那就别干了。” “我觉得，德国虽然现在比中国好，但是如果不知道变动，迟早要被中国超过。”
    那么究竟谁是胜利者，谁是是失败者呢？导演吕肯认为这应该由观众自己决定：“站在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德国和中国工人都是失败者：中国工人拼命的工作，却看不到一点美好的前途；德国工人失去了自己的工作，关闭了祖辈相传的矿井，心灵的苦闷难以表述。”
    从社会进步的角度看，中国工人的生存状态首先证明了社会制度的失败，因为这一制度缺乏人性，国家财政的富裕是通过劳动者极不体面的血汗工资制度支撑起来的。而中国工人之所以成为失败者，那是因为他们承担了社会制度失败以及人口与资源关系过分紧张的传递效应。而他们希望所在，即后代能够成为“白领”的梦想，也因为中国教育成本的高昂与知识型劳力严重过剩而变得遥不可及。
   
    （《华夏电子报》2006年11月22日，总 167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