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锦涛执政以来，建立“和谐社会”成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更被渲染成了一个理想目标。而这次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更有意思，中国当局正在做的事情，即打压地方诸侯、力挫强势部委倨傲之气只字不提，只突出一个主题：建立和谐社会。
   
    　　但评价这个政治口号，不仅要考评它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还得考量口号与实现口号的手段之间的关系。从中国政治现实出发考量这个口号，提出它是合理的。试想想，生活于一个每天都发生无数暴力事件、社会反抗事件不断的国度，安宁平静已经成了可望而不可即之物，且不说富人需要保镖随身防卫，即使是平民百姓，家宅必须要安上牢固的防盗网，有如生活在一个囚笼里；而出门最有可能碰见三种人：骗子、小偷与抢劫者，人与人之间已经缺乏基本信任。此情此境，提出要建立一个安宁、平静，较少社会冲突的和谐社会，不能说不合理。
   
    　　再来考量口号与实现口号的手段之间的关系。共产主义实践有两大特点，一是为了追求理想设定的目标，所使用的政治手段往往带有浓重的血腥味。二是尤其是当政者号召人民，为了实现未来的理想，人们必须放弃一切对现实生活的合理要求。上述两点是各国共产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与追求共产主义理想时遇到的老问题，在中国尤其明显。过去为了追求共产主义理想，中国人曾经连一求温饱都成了奢望，为塑造共产主义新人而屡屡开展残酷的阶级斗争，这些往事烟云还未散尽，现实中更有新的佐证，比如人们因失去土地、住房而被迫上访，往往被当局以“上访破坏建立和谐社会的政治目标”强行截访甚至拘留时，这些利益受损者是否应该从建立和谐社会的大局出发，消释忿恨，忍受了事？

   
    　　所以问题还得回到两个被有意模糊了的出发点来谈：第一，是谁制造了不和谐，即社会矛盾？第二，政府通过什么手段达致和谐，是通过压制反抗者与无权者的正当利益诉求，还是减少制造矛盾的根源？从这两点来看，十六届六中全会尽管声称在建立和谐社会上达成了共识，但在寻找不和谐根源时，显然却回避了这一问题。六中全会公报通篇是虚化的套话，而从“党的喉舌”人民日报、新华社在六中全会召开期间所发表的各种文章来看，党认为目前影响中国稳定的主要矛盾是部门利益膨胀，地方势力坐大。
   
    　　但这两大矛盾是否真是影响中国社会和谐的主要因素呢？应该说不是，这两组矛盾影响的是统治集团内部关系与权力秩序，并不直接影响民生与民权。而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影响社会安定，导致黎民生计日益艰难的不是这两大矛盾，而是整个执政集团直接剥夺民众的生存权利，以及政府在处理民众的被迫反抗时，完全依赖政治暴力手段，日益显示出向极权政治回归的倾向。
   
    　　对中国现政权的性质，人们做了诸多归类：后极权社会、威权政治，以及新极权主义。应该说，这三种概括其实用来描述1978年以后的政治演变过程比较合适，因为它正好代表了自那以后中国政治演变的三个阶段。80年代属于后极权政治，以政治上的相对宽松和经济改革的开始为主要标志，中国进入了比较典型的后极权主义体制。而90年代开始中国进入威权政治时期，政治控制较之80年代要紧，而思想文化控制则处于一种尚未完全定型阶段。而从9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则日益向极权政治复归，越来越依靠政治暴力恐吓、威慑民众，让民众出于恐惧而被迫服从当局。
   
    　　于是中国目前出现了这样一种奇特的政治现象：政治实践越来越依赖暴力统治；政治口号却声称要建立和谐社会。而达成和谐的手段不是消除产生社会矛盾的根源，即控制强势集团对弱者的掠夺，而是通过政治暴力手段压制利益受损者的利益诉求与反抗，同时加强特务统治，比如在大学建立信息员与安全员制度。
   
    　　不正义的手段绝对不会通向正义的目标，力图通过暴力治国来稳定统治集团利益的社会，是无法通向和谐的。因此，中国当局与其通过宣传表达建立和谐社会的决心，还不如以行动显示其诚意。而显示诚意的最好方法是消除社会矛盾的根源。否则，所谓建立和谐社会只不过是中国当局为新极权政治编织的一块遮羞布而已。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6年10月19日，总16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