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学对潜意识的发现拓展了人类认知状态中广泛而带根本性的领域，它的贡献在于确证了无意识对人类精神状态最本质的影响，也即我们一向依赖的理性判断所给出的关于人的定性或定义，极有可能是临时性或者机会主义式的社会表演，是人的潜意识外化或延溢出的某种虚象，是个体受制于制度文化、道德习俗等外环境压抑、协迫，而故意表现出的与原生基质不符乃至于背反的特定角色。因此，如果要对人在社会处境中的真实性情和恒常状态作出全息的描述和定质，进而上升到对其进行文化表达或制度安排，便只有透过显象之下潜藏的境域才可以洞察到人之作为人的真实情景，或者说，正是囿于对人的潜意识状态这一本质现象缺乏体认和无知，才使得个人主体之外的传统专制公共权力和国家意志不能循天理究人伦，不能因势利导服从人的自愿性选择，从而做到“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得矣”，根据人的真实意愿构制相应的社会管理体系。所以，尽管其长期倚重严刑峻法、拥武自重，变戏法般与时俱进地营销意识形态的文明语汇和政治化妆术，但始终无法走出自证其能、自匡其正的权力倨傲和观念误区，无法做到体己度人返观自身，然后揭示出这种长期协迫和误导人心败坏、人性堕落的制度与文化成因，从而返求诸己进行客观而理性的制度与文化检疫。也正是基于这种认知上的蒙昧主义在精神上长期作祟且不能祛魅，所以才难以从刚性法理和政治意识上做到既可以遏制人的破坏性罪感倾向；又能促使人在更广泛的维度进行建设性的交流与合作，从而将人的自由意志导向正面的具有创造性的价值区间。至此，当然也就无法有效化解历史与现实压迫和抗争中郁结的愤怒与怨结。

   根源于专制权力的幽闭性和弄虚作假的品质之使然，擅权者们才总是看不到造化赋予人的天性中既存在着神性的仰望也即对公义和爱的祈盼的同时，也潜藏着极具破坏性的反智主义倾向和耽于杀伐的叛逆性因子。总之，在专制威权处于高位优势、单极独大的情况之下，处于二元对峙中野生而不具抗辩力的民间社会，由于受专制文化与国家主义的长期恐吓与改造，使得人们都会因年深月久的浸淫而天然地具有见利忘义、投机取巧、以及恃强凌弱等负面的社会价值取向，这种朝野相互诋毁、反向逆动的国家构图，虽则能投合人性中趋炎附势和效率至上的偏好，从而使社会流动因体制优势网络了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和人间精英，但这种极端权力主导的社会“马太效应”却也常常会因激活了人性趋利避害的本质，所以在其运作中必然纵容乃至故意吸纳各种精于盘算、钻营取巧的分裂型人格加盟结伙，在专制力量虽然一路坐大做强的同时，也因其优汰劣胜的评价机制严重扭曲，而使得其体系内部蕴蓄了太多的不健康力量和败坏性因子，从而将其本应有的公共品性异化畸变为策动人心民意坍塌和崩坏，主导社会祸乱与争端的推手和主谋，如此，民间社会则因势利的资本和跋扈的权力双重挤兑，从而被逼向积贫积弱、不堪人居的荒寒境域。

   由于专制主义长期发醇演化，使得秉权者们都会因处于高位优势而主观臆断、狂妄自大，以此将人心误读，将民情误判，从而一路放纵、率性而为，天然地确信乃至迷恋威权统制的正当性，并将对权威的确立及其依赖的支撑系统如社会结构、思想文化等这种对抗性人为的二元化社会生态视为当然，视为合理，视为千古一律的治道法宝。至此，专制主义已俨然不是一种制度，一种公共权力和管理方式。甚至不是一种负面的国家学说或政治意识形态，而是一种不易突变和氧化的惰性精神基因，一种仿佛天授神赋、不可质疑的社会文化共识，其主导着人们的心性和日常的生活，左右着人们的思维并将其延伸扩展为人人服从的整全性社会理念，使得社会结构和公共交往伦理都沿袭这一路径迁徙流转、承前启后。以至于将这种让“一些人天生就可以凌驾于人人之上”的专制主义虚妄作为信实，作为不可更动的客观存在，从而使治人者无法透过“治于人者”唯唯诺诺的虚象中反抗性潜意识的涌动，感触不到其内蕴的破坏性暗能正在寻机待发。由于长期耽于权力无限的陶醉和想象。所以，通常情况下秉权者都不能直抵人性的本质，去发现、去探究造成人们如此驯服恭顺，如此沉默乃至苟且无为的心理动机和制度之源。日长月久之后，专权者势必都会陷入个人或集团的自闭和冥顽而无法走向开化，因此常常将民意民心误解乃至误判，以致在施政决策上刚愎自用、破绽百出。故此，即便是看起来颇具亲民意味或基于权力统摄的需要，偶尔客串一下所谓德政仁治，也都由于缺乏体己度人的内心觉悟和人性发现，从而将其政策善举打折走偏，甚而畸变为意识形态口技煽情和道德表演，其在功能上既无助于改善民生处境，也无法引领人心向善从而为社会的结构性冲突清火减压。

   究其根源，乃是专权者们忽视了人之为人的双重性也即显性之下存在的，无法用理性规束和暴力清除的隐秘区间，所以才导致其治下之民总是被压抑、被修剪和改造，从而将人的本质意愿如自由平等、希望尊重和创造性能量的渲泄与挥发等，正面的价值取向和一切有意义的人生诉求颠倒重置，由此迫使人们不得以将“真身隐去”，然后屈从于主体之外的社会干预和误导，最终导致人的社会属性呈示出一种不可预期、不可把持，并难以进行有效安排和统合的分裂状态，一种吊诡的和异化了的不真实感，由此而导致社会公共管理与人性的本质需求之间处于一种既有相互利用的兼容性，又存在着彼此对抗和错位的悖离状态。如此，则当社会组织结构处于力量平衡或管制严酷而趋向于“稳定和谐”态势时，人们都会基于安全与自利的理性自觉而将潜藏于人性内在的意志冲动或收敛、或储蓄，或者将其被压制的势能引向创造性方面如诉诸艺术、宗教或体育运动等不具伤害性的领域，进行各自以为合适的价值实践和社会化表达，从而将人性内涵的负面潜能如好勇斗狠、自我放纵等破坏性倾向进行有效的转化和疏导，以使其最大限度地摆脱具有伤害性的属人血气和无意识潜能。

   反之，这种完全依赖专制高压和精神巫术捏合而成的虚假型社会构成，如果一旦出现权力崩塌或管制缺位，致使公共秩序大面碎裂、失范并形成无政府状态，其中郁积已久的各种怨怒和仇恨等压抑性负面情绪便会寻求渲泄，特别是当有人借机振臂一呼，或悬置具有明确政治目标的主题宣示，人性中崇尚暴力和破坏性抒情的本能便会被催化、被激活，加上所谓众怒难犯、集体作恶因人数众多无法确认问责主体，所以致使参与者都存在司法免责的侥幸心理，因而在行为上便会无所顾忌，从而集体趋向于选择用暴力洗牌分权，用杀戮开道求诉政治平反，用刀枪讨价寻衅滋事……。所以说：暴力既是人类基于自身利害和安全考量的本能反弹，也是自闭系统寻求无序化扩张以获得破坏性抒情的需求，这种人类生存方式不仅仅是政治对决中最便捷、最高效的手段和策略，也是日常审美体验不可或缺的关系项。正是基于这种心理，进入人们视野的群体性滥杀场景不仅激发不出面对生命死灭的悲情，反而有助于抵消枯淡日月中的无聊与沉闷，让人们在拥有“参政议政”的荣耀和光鲜的同时，还能获致一种充满快感的诗性表达。不仅如此，这种群发性的政治事件由于投合了人的从众心理，因此使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必然趋向合纵连横从而形成所向披靡的集体性造反运动。

   在这种情境之下，其彰显的乃是被压抑了的潜意识，一种非理性的渲泄式快感体验。因此，那种所谓的群众特征其实就是压抑释放前的无主见判断，是一种消弥了个人意识的心理随同与附和。正是源于这种盲动和无意识的过度扩充，才导致个人主体一旦消解灭失于众意之中，激越的情绪共振必然扰乱其认知系统，使得人们最容易受领袖的魅力所盅惑，从而将其理性制约之下的爱欲和激情投注到个人身上，表现为一种集体煽惑之下的向心式政治催眠和大众共情，一种返祖化、倒退性的反智主义的数量集合。据此，弗洛依德将其描述为“原始游牧人群原欲喷发和情感渲泄的结合与倒退”。正是基于这种分析，专制主义之下的群众运动都仿佛宿命般陷入这样一种情景：虽然从现象上看有着极强的组织结构和效率预期，但其动力机制仅仅是人们因置身群众运动时感觉到一时间被注意、被关切，是弱势者在专制压迫之下长期“政治脱敏”之后的一种亢奋和激越，因为它源自人的私欲膨胀和破坏性抒情的需要。所以，其效应乃是人格分裂状态之下的情绪性协奏，是公众意志对权力贪婪和暴戾的非理性反弹和示威，是一种碎片化的，缺乏有机性结构的盲目人群的数量集合。因此，看似万众一心但却无法形成持续而富有建设性的社会力量。

   二0 0七年十月十五日完稿于麻园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