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森说过：“集体行动的产生必须满足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是社会中存在着能够迫使人们愿意去努力谋取集体利益的激励机制，第二是人们出于对某种超越性精神价值的维护和追求，自愿分担责任并积极扞卫和服从这一目标”。前者赖以产生的前提多是诸如族群争端、生存共同体遭逢不可抗力，以及外敌入侵等来自来外部的某种势力的干预和侵犯，出于客观形势所逼而必须抱团结盟以共同抵御外侮，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集体力量以保障共同体的生存和安全，这是一种基于人性自利和自卫本能的理性自觉，是人在极端处境之下的责任意识见之于社会的具体表现。正如卫斯里所言：“在最重要的事上要同心，在次要的事上要自由，在所有的事上要有爱心……”。众所周知，生存是人的社会属性和价值实现的起点，是人的社会关系建构的生物学前提，但它不是人的目的，不是人的社会关系和价值追求的最高体现。相反，如果把人的命运感和幸福参数划定在形而下区间，将人的自由和发展权蓄意贬低为“生存权”，则尽管我们有源于对“生存共同体”利益和安全维护与扞卫的本能冲动，但由于单纯地追求利益或仅仅局限于满足“物质主义”的价值取向，必然会使我们无法透过现实的幽暗看到人世生活在更高层面上的风彩和气派，因此就很难有超越性的追求并借此抵御不可知命运中的各种困厄，于此便很难在短暂而又风险叠出的人生中找到立足的支点，便不可能高蹈远虑，并由此产生持续不断的精神动力以支撑我们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以我们才见惯了太多的失败，太多的气馁和委过于人的怨怼，才有太多的社会积弊和互不相让的专横与霸道，才使得我们的社会公共生活背负了太多的羞辱从而不能为世界提供有高度的智慧和文明素养。

   有鉴于此，我们需要一种精神上的皈依，“一种斯宾诺萨的那个存在于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而不是同人类命运和行为有连累的那个上帝”﹙爱因斯坦﹚，倘能如此，我们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摆脱起于原欲而终于罪孽的世道纠缠，就有可能消解海德格尔所体会到的那个“烦”，然后心平气和地应对经验世界中的得失荣辱和悲欢离合。所以，我们希望有神意的存在，期待能够诗性地栖居，企求爱与信仰的救赎能将我们从不堪承受的命运感中引向光明的彼岸，同样是爱因斯坦说过：“仅有物质的富足并不意味着幸福，耶稣、佛陀和摩西所给予人类人精神的启示意义，要远远超过任创造性的意见和发现”。我们知道，信仰是人类克服有限性焦虑和生存恐惧的精神救赎，是人的本质在社会学意义上的最高表述，它是人们摆脱形而下荒谬感和内在冲突的心灵慰藉，也是人在无限时空中悬置的最“有意味”的生命形式和社会标准。盖因如此，只要人一旦有了信靠和仰望，心中便自会有支撑其生活的原点和根基，因而便能产生追本溯源，探索主客观世界的原理性思考，从而由内向外孕育出抵御人性向下堕落的内在机能，将人的良性因子发醇壮大并衍生成人人心仪的普适性人文伦理，从而最终为人的处境改善提供健康的人性基础，使得和谐自为的法理与制度性的文明建设成为可能。

   由是观之，它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克服人的破坏性本能，将人欲导向富有创造性、建设性的光明前景，还能依此路径疏导公权领域远离偏执和暴戾，远离基于权力和强势资本自私所行的不公不义与社会压迫，最终釜底抽薪从人性和人心的深层维度有效化解历史与现实争锋中郁积的怨怼和愤懑，从而在根子上瓦解权力与资本专制主义赖以存活的文化基因和民意基础。所以，我们有理由坚信，信仰不仅仅是对我们所感触到的某种法则的诚信和遵从，它还能最终提供给人以人精神的慰藉，并让人在不可把持的现实顿挫中看到可以安身立命的家园，从而便有了求生迷途中的方向感和心理归宿。然而，长期以来，我们总是沉湎于历史的“局限性”，背负着累积的反面经验和恶劣记忆久久不能释怀，不能解套。所以，在检索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历史境域中，我们看到的总是一路承续着、轮回着无所不用其极的反文明、反人道的公权戏路，演出着动辄刀枪相向、反攻倒算以人为敌的阶级仇、民族恨，由着无良的专权寡头驱策着在人间搞内耗设困局，从而谬种流传一次次越出人所应当持守的伦理底线，为着当下的利害得失不惜将心肝拆解、将人性灭失，然后一次次祸己害人沦为政治攻伐的冷血工具，从而在历史与现实的利益格局中一以惯之地崇信以力相搏，让暴力和一朝得势的骄狂裹挟着将人的罪性意志尽数渲泄，最终给本来就不堪承受的民族命运套上永远无法拆卸的恶政符咒！所以，尽管我们胼足底气继“往圣”拜图，腾乞盼明君贤臣临朝解救，但却始终无法开启文明的当下为美好的未来奠基，看不到人之作为人在社会属性上的荣誉回归。

   究其根源，乃是我们总是绕着当下、盯着眼前，患得患失将人行世间的目的和意义锁定在“功名利碌”这一狭窄的价值区间，因此我们一以惯之地只务实不“务虚”，只讲得失不讲是非，只考虑后果不计前因，所以不习惯于遵循人与自然的内在规定性，然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从而基于人的本质意愿为社会立法。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太多的自怨自艾和自我否定，因而总是被限定在务实理性和物质主义的当下戮力和折腾，对于人之于人的社会定性和定义太过简单、太过仄逼，只知道“人生一世，吃穿二字”，迷信世俗拯救和荣华富贵烘托出的当下光鲜，从而毕其功于一役龟缩在名利场中左冲右突。由此，我们也求知、也努力，甚至也不惜当血本拼家当，“修身正性”积极问鼎天下献身“政治”，但其动力却仅限于能够有朝一日登堂入室搏得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抑或金榜题名“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即或有冲决个人私性意志的宏阔理想介入公共事务，所谓经邦济世的高蹈远虑，其终极旨归仍然是光宗耀祖，仍然是“假公济私”宣示个人在形而下层面的得失荣耀，既看不到知识的本质是喜悦、是智慧，是托举精神超越庸常以展示穷究天地万象无限性的美感，也不能由此洞悉人的有限性从而激发出对永恒价值的痴心追问，由于没有超越事功的冲动和热望，便无法获致探求原理和本质的心理动因。既已如此，在中国，由于没有超越性的人文关注和追本溯源的宗教情怀，所以便没有持续不断的精神动力，皇帝一旦大权在握便不再思考政治，商人一旦盆满钵满就不再注目于经济，士子一旦科举进身则不再探讨文化……。

   所以，托克维尔在对法国大革命进行反思时写道：“无私的信仰和慷慨的同情感动了当时有教养的阶层，使他们投身了革命。而使人民行动起来的则是满腔的痛苦、怨恨和要改变地位的愿望，前者的热情终于点燃并武装了后者的怒火和贪欲……”。是的，由于我们始终不侍奉超验的价值，不相信终极裁判，所以没有可以持久依凭的内心信靠和谦卑的仰望，因而便没有缘于宗教信仰和某种超功利的“社会主义”和国家意志，甚至也没有意识形态上喧嚣一时的所谓祖国体认和集体主义。所以，返观我们一路走过的朝政变乱史，尽管经历了太多的世道沧桑和生灵涂碳，但就其发生的动机和目的来看，我们却自始至终没有起于良知和头脑的社会变革，也即在一种新的制度和文化理念的感召或引导之下，通过集体行动去实现社会正义的政治动议，也没基于信仰或主义的守护或辩争而引发的社会冲突。所以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如果没有现实的诱惑和关乎自己利害考量，一般情况下基本做不到为精神的救赎或某种观念而形成有效的社会动员。也正是缘于此，我们才不会有扞卫信仰和真理而战的历史记忆，才不可能有超越肠胃革命、效法古例改朝换代的政治想象力，因而也就不可能超越历史的宿命和定数，从而在制度和文化观念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政治文明。

   由于受制于这种只求低度活着的政治务实主义之大限，所以便很难构建起基于信念、荣誉以及民族和国家尊严的社会化动员机制，故此也就不存在通过良知和道德抑制罪性的文化心理。因为每个人都无需对自己的行为产生的恶果向最高的审判者承担责任，再加上列朝累积的坏法统、恶经验太多而且太残忍。所以，人们参与政治的热情大多既不是基于无私的信仰和慷慨的悲悯，也不是发端于社会责任和人的荣誉评价，更多是“满腔的痛苦、怨恨和要求改变地位的愿望，是现世暴富的欲火煽起的热情点燃并‘武装’了人们的勇气和胆略。也正是导源于这一价值遵从，朝野之间都普遍奉行权力的非法轮班和暴力换血，使得几乎所有的参与者和‘胜算’者都必然因过度耽于权争内耗，所以常常急火攻心‘操劳’成疾，从而使其心理畸变并普遍养成暴戾、刁蛮和偏执等挫折型人格。所以尽管也奠基加冕、称王封侯，甚至也抄袭文明搞民主称共和，但其举止样态也绝不会因‘养尊处优’而修炼出多少有教养、有体面的精神气质，罗素有言在先：‘受过伤害的心灵是可怕的’。也正是基于这种社会政治生态，我们才为了免于恐惧、免于馈乏，免于直接的肉体伤害而大面积‘放权让利’并最终集体退出公共领域，从而宿命般成为大国专制重压之下无为而居的冷血寡民！

   二 0 0七年七月十日完稿于麻园村

   首发议报第3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