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由于在传统国家权力体系之外缺乏阶级、族群和各种次生性的有机民间自组织，或基于共同的目标和信念而自愿结盟的非公权机构和社会团体，能够相互并列、自由申展的社会化空间。所以“人民”作为国家体制之下元子化无结合力的虚设概念，往往既无可以确证的语义内涵，也没有可以依凭，且能够为其提供发育与生长的现实与资源支撑载体，所以便只能散漫无为、漂移而居，使得其迁徙流转、生死沉浮都只能循天命碰运气！从而最易沦为历史与现实政治与经济争锋的强势者们，任意定性、定价支配的野生群氓。倘若有幸生逢“有道治平”之世，或巧遇略具自信力而显示点开明胸怀的公权掌控者，则美其名曰顺民、良民，以致可以放胆让其“有限”自负其责，不干预、不好烦其令，容忍百姓“顺其天命以致其性焉尓”，从而达于“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柳宗元语）的“自在好运”，如此则可以在正史文本中，偶或演出几则朝野互信、官民同乐的“折子戏”炫耀其德政以取悦民心；反之要是命途多舛碰上朝纲崩坏，或偏偏遇上由于支付政治“血酬”过高因而疑惧丛生、人格畸变的暴戾者如赢政朱元璋等有人格缺陷的弄权者当道，则必然会被蓄意贬低为刁民、暴民，抑或牛鬼蛇神、阶级敌人等。从而动辄被驱使、被号令，从而宿命般绑定在权力极端主义的各种“大政伟业”中筑长城、凿运河搞世纪工程，抑或设困局、搞内耗性利害之争，以其无法承受的权利之轻荷载专制集团烈度极强的内耗性“政治”之重。
   
   缘乎此，中国的列朝坊间才将本属阳光之下理当由全民公议、公开决策的“国事”也即政治，集体诬蔑为干脏活、做恶事的不体面行当，所以，尽管经史子集或教科文本、以及无所不用其极的传媒胼足底劲营销爱国之主义，兜售民族之精神，甚至不惜血本为秦皇汉武平反昭雪，将王朝地府明争暗斗的血腥与暴烈置换成颇富人伦悲欢的视听影象，也始终无法托举日日下沉、一路走低的爱国心魂和道德强度。如此，不仅没有能按始作俑者的初衷预期收购“爱国主义效应”以此重振民族精神，换取公众的国家信仰和价值体认，从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将中国公共权博弈置诸光天化日之下，于此汲取民间智慧“参政议政”以提升其文明素养与国际接轨。相反却常常被一以贯之的国民性政治冷眼和“忘国主义”的自私褊狭，吃里扒外、乘火打劫盗用国家或集体主义之名行中饱私囊之实，从而釜底抽薪将中国社会公共生活逼向只有权利拼抢而无义务和责任担当，只有支配威风而无荣誉评价的阴险境域。至此，才有所谓做官发财、赢者通吃，将公权和公法歧义化理解为一本万利、最具现实和高效的不二营生法门。
   
   所以在中国“从政”便意味着发达，便意味着功成名就、光宗耀祖一劳永逸。正是缘于这种常识理性，中国人无论山夫野老黄口小儿、士子商贾的终极性人生选择，都一例风卷残云般齐心切协力跳龙门挤官场，“衣带渐宽终不悔，为‘官’消得人憔悴”！从而将官道逼仄把秩序搞乱，将权力异化为不但可以呈凶霸道敛财“淌浑水”，还能随心所欲、作奸犯科享受“刑不上大夫、为尊者讳”的司法与道德豁免权。由于长期不讲公法正义，不按规则契约游戏，人人都笃信阳攻阴谋的厚黑宦海角力术，使得稍具良知道义的胆小者或清流要么作壁上观浑浑噩噩、装聋做哑“不作为”，以确保无身家性命之虞和既得利益不被侵犯、不被褫夺；要么因“不忍之心”如陶潜“扬州八怪”者流，只得愤而“挂冠”走人，以确保名节操守或“正常”做人的气派，宁愿自我放逐从而弃权免责、冷眼旁观，退守于社会边缘以另类化自虐性角色“独善其身”，这正应验了海耶克所言：“在极权主义社会为什么最坏者当政，那是因为人们基于自利理性必须去适应专制制度的要求，必须降格到道德和认识标准较低的地方，让原始欲望和趣味统治自己的头脑”。

   
   由是观之，只要一朝弄权到手，有能力支配人、压迫人，能给别人不方便，则一定要将得来不义不法的当下操控权用足、用够且处处得理不饶人。所以，无论是上至九五之尊拥霸天下的帝王将相，抑或游走底层的贩夫走卒看门人，只要一旦得势并领有地盘和“支人待物权”，都必然要招兵买马、强化暴力武备以防民变，不惜劳民伤财也要筑长城、修围墙以遮蔽和抵挡内外觊觎者“偷窥和光顾”，由于无恒心所以也就常有无恒产之虞，再加之由于权力来路不正，所以无论是开疆拓土“先发制人”的创基业者，抑或是立储篡位、坐享其成以后发制人的不肖子孙，都不屑于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从而吐故纳新，在更广更深远的意义上经营和构想国家未来，从制度机制和文化成因、以及人性和民意等纵深维度作原理性思考和反省，从而建构出一个具有动态效应和自我修复功能的制度与法理机制，反之，无论是新朝旧制，剥开其拥权自重哄抬出的神彩和威风，其潜意识中都存在着担心权力失落的神经性恐慌感与焦虑症，其示范效应还导致朝野官民都集体认同所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从而养育出一拔拔动辄冒险蛮干打家劫舍、闹革命争庄家，只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反智主义的非理性造反暴民，所以人权圣女昂山素姬说：“权端权力是建立在暴力和恐惧之上的系统，一个长期处于该系统中的人，其精神也会因浸染太深而内化成其中的一部份”。
   
   正是由于这一病变心理所诱发的系统性认知障碍，中国社会才尽管经验了数千年盛衰沉浮、险象环生的政治对决，却始终无法衍生出立足高远、心念苍生的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上的主义、观念等思辩性论争。不仅如此，这种建基于暴力和欺诈之上的社会系统和权力构制，由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合作长期处于对峙和紧张之中，人们出于个人身家安危和福祉，以及机会成本与效率主义考虑，都必然会倾向于投机取巧走非法无理之“捷径”，从而寻求暴力这种既便当又能获致抒情快意的竞争与合作机制，日久之后便会内化为对生命和尊严的冷酷与蔑视，最终将人世的苦难和诸多暴戾行为视为不仅收益多多，而且还具有酣畅淋沥、爽心利性的审美化娱悦功能的社会化游戏。
   
   因为有如此深重的社会和历史承载的负面经验。所以，即使有近世的西学东渐、体用论争，也有诸多先贤秉行公义，力图引它山现成的文明之石以攻我邦衣钵相传的愚顽之玉，但都无一例外地因国民性精神的暗昧和老大民族一以贯之的讳疾忌医，以及专权者无所不用其极的摚塞和敷演而“折戟沉沙、中道崩俎”，如此则只能一次次重蹈覆辙，“你方唱罢我登场”轮回不绝地演出王朝更迭的闹剧和惨剧，所谓改制开放“预备立宪”等政治性美容和化妆，至多也就是内引外联学得点洋务风派然后理应外合，继续“量我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叶赫娜拉氏﹚，从而抽筋剔骨、合谋盘剥不堪生计重压的中国野生细民，真正的宪政民主、自由和人权尊重等，普世性政治伦理和开放型的文明社会气象，也就仅仅止于理论上的假设给好事的书生们偶尔当当谈资做做佐料以疏解其怨气，满足点文化想象以获得心理上的疗救而已。
   
   对于制度与法理上的文明化建制，则由于权力与民意的系统性自闭、冥顽和病入膏肓因而难有起色。也正是导源于此，在中国，人人都关心政治却不求诉公义正气、人人都学政治却又不知权力乃是公共品，乃是公意支撑和委任的托管机构，因而其运作和决策都得服从民意将公事付之公论和公决，反而因权力系统和民众的认知障碍和辨识误区迭岀，所以常常将政治和权力曲解为人力与物力资源的统摄机构和垄断者，由此导致人人都想“坐庄”，都想当官、当家“为民作主”却无一处可以自行作主，因而只能被权力中枢投其所好，据其统治意图克隆而出的各种科层组织如单位、企业和公司行会等，一切只唯上不顾下的公务机构和权力单元任意包养，率性定价定性配置，最终凭借其赓续于传统的防民、御民之本性和老道的权谋之术，使得体制硬度得之于民意的自愿性服从和支持而逾显强化，从而将人人都置于权力极端主义者们为“他们设计的玩笑的圈套，受‘乌托邦’迷惑，他们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但大门在他们身后关上时，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米兰？昆德拉﹚！
   
   二0 0 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完稿于麻园村
   
   首发议报第3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