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永远是其个人历史的参与者和叙述者，但随着技术崇拜和物欲诱惑，以及无处不在的传媒推波逐澜，所谓现代化、全球化表达即意味着异质的人们都能超越时空阻隔实现聚合，实现共振并达成无主体、无差别的“和谐”。于是，人们都会因“趋同效应”的胁迫而将自己的认知和判断投注到公共领域，投注到他人，从而进入到一个几乎完全由共同体操控和主导的时代。如此，人们总是被公众的趣味和时尚引领着，大家跟风相互摹仿、共同学习，任何出格的想象和表达都会被指责、被限定不准越出公众认可的界面。这时候，人们只管人云亦云、无需格物致知做分析作判断，感觉变得粗糙无潮湿之处，心灵因“不能承受的媚俗之轻”而越显疏懒，从而将人性中的爱与激情尽数蒸发，至此，麻木的神经既无意于人世物哀情愁，也不再乎天上云卷云舒，我只管专心去活，身体才是唯一的目的。
   
   
    所以，有人说现代性之人下人们不可能“诗意地栖居”，这是人的宿命！的确如此！人们由于常常被欲望所羁押，所以总是太焦虑太急切、太汲汲于名利的点滴盘算，因而不该也不会再有诗性的默念和玄想，不该有超越现实存在的精神远游，生命的外延在收缩，神采变得灰暗，身体被过度地关注并将灵魂紧紧套牢，即使间或有点鲜活的激情，也被主流意识和商业煽情牵引而被投向利益场域作予取予夺的交易游戏。被困于现实的重轭之下，个人显得无济于事，一切都不可改变，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因此，人们只管相信科学，只认定一切可以实证的物事，然后稳准妥贴地把握好当下的存在维度。所以，如果说奥斯威辛之后的艺术想象和实验是蹒跚的、小心翼翼的，那么现代性之下的诗性叙事和艺术表达则是吊诡而娇情的、市侩轻浮见利忘义的，既缺乏内省的价值内涵，也不具有田野文化自娱的功能；既失去了普罗文艺置身于乡俗伦理中的陶醉与忘情，也不能抵御现实的荒谬“将人性导向光明的前景”（基尔凯郭尔语）。更多的是格式化的语调，纤巧做派的肢体秀渗合着现代人无着无落、虚张声势的意志谵妄。
   

   
    然而，即便如此，也总有不具结合力的游漓者，总有秉持着爱智求真的信念与主流的鄙俗抗辩的精神游击者，尽管显得寥落无助，但他们总能坚韧地抒写个体生命的灵性并借此顽强地抗拒着“命运中悲剧的可能性”（凯尔泰斯语），拒绝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拒绝心灵的沉沦和坍塌，用他们的激情拓展着个人内在心理维度，用他们的想象照亮幽暗的人性场域中黑色的页码，在这些义无返顾的人们当中，诗人芳子始终犹如站在悬崖边上临风苦吟的“零余者”，由于内在的自由使其生命充满了意义且具有了目的性，从而将她心中的烛火点燃，所以她总是能将命运际遇中的苦难转化成彻骨的心灵之爱，正如犹太心理学家佛兰克所描述的：“爱是人直面苦难时的精神救赎，是人能超越现实顿挫的心灵启悟，其悬置于头顶的信仰所能给人的慰安可以帮助人克服对死亡和灾难的恐惧，从而获得一种全新而有意义的生活价值”。芳子知道，盲目的生活会消蚀掉生命本应有的神性，因此她总是力图挣脱俗务的纠缠直面自己的内心，以一种内窥然后仰望的情态凝聚着、流连着心路历程中所有鲜活的信息，从而倾向于一种无牵挂的精神浪游将心中诺瓦利斯式的“乡愁”置于怪诞的现实之外，然后秉持着真性情餐风宿路地寻找心灵的落脚点，美学家桑塔耶纳说：“爱情使人成为诗人，而死亡的临近则使人成为哲学家”，而芳子的诗所蕴涵的爱之情味虽然浸透了苦涩和悲辛，但恰恰是有了这种植根于其生命意志中不变的情愫之使然，才支撑着她越过厄运的困绕获得精神的突围。
   
   
    可以说，芳子个人的境遇始终流连着、浸润着深彻的悲情意味，是一种充满失败的胜利，然而也正是这种苦涩不断郁结熔炼出了她的坚韧的品质，才使她能冲决现实的围堵活出生命“有意味的形式”，才使她能将心中蛰伏的爱激活并内化为诗人生命的常态，这不仅蕴涵着她的文学理念、记忆、想象和内心诉求，也体现在其生活的实态之中，因了如此卸不去的重轭“震撼着白天和黑夜／更替的雄韵”，即便是心中的烛火夜夜临风，芳子也能透过庸常的情事化解胸中的离愁别恨，用纯真的眼眸洞悉苍老人世中尚存的点点星火，由此一路指点着、叙述着属灵的人性光彩，然后用爱“在极致的区域”将有缺憾的人生一次次翻新完型。秉持着“将未来写进明天的日历”，芳子总是在回望与前瞻的一瞬一刻让灵魂“诗意地栖居”，让负重的额头每天直面阳光、始终守望着在水一方生机盎然的林木深处，即便扶老携幼也无怨无悔也要“衣冠楚楚地作人”，也要用心聆听和感触生命那孕育于同情、协力与共鸣的悸动。不止一次命运困厄的无端搅绕在她剑戟交叉、伤痕累累的心头激起了太多的无名之火，我曾以为她会因此而放弃远行的计划将心怀冷冻把热情收藏，当她又一次肩着沉重的闸门以一种忘情的姿态与匆匆而行的旁观者会心微笑时，她挺住了“那次滑落／直到深谷／被粉碎的剧痛／……无论多么牢固的舶位／也无法拴住它浪漫的气质，总是／如箭矢般穿过冥色的场域／与彼岸的神灵问寒问暖”。
   
   
    解读芳子的诗，我注意到她常常将其对人生的顿悟和展望寄寓于“舶位”这一意象之中，由此开始内在的冲突并赋予“舶位”之于命运感以哲学式的追问，这犹如海子和普拉斯之于“麦地”的守望，其蕴涵的意义已不仅止于某种随机性灵感式的偶遇而暂时在“舶位借宿”，而是将其凝结成一种基于自我救赎或期待的有计划的“经营”，是一种不堪生命之重的心灵寄望，尽管依然在“路上”并常常受困于红尘牵累，但有了“舶位”就意味着还有发育生根的光热水土，因而就不会让生命“失重”就不会“找不到馈赠的花”，就可以将心中隐秘的元素激活，即使“潮起潮落／也冲不淡执著的向往／目光／依然在每一个焦渴的夜晚／……站立成进击的帆樯”，如此，则她生命中蕴藉的热能便会不断洗涤旧迹、洗涤现实的埃土然后催生出生命的灵性，夜夜如歌让心中的爱烛照着、引领着左冲右突，然后泅渡到“彼岸”构筑可以安身立命的家园，协助她一路负重而行“渴盼着那一片绿色的慰藉”，在“岁月的流泻与奔腾之中／仍然要去厮守一口老井”，用始终不衰变的身体热度去“重复一支发黄了的老歌”，于此，即便是在命运沦陷处的“火湖”之中，我说：芳姐！只要还有你这夜行的歌人依然在空寂的荒山野岭独自吟唱，尽管应和者寥寥，但若遇有羁人寒起、夜行者走投无路时，或许能为之传递一份告慰和热情，让他们不致于迷途忘返！
   
   
    二 0 0 七年三月于麻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