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西蘭，那是個充滿著華人悲劇的地方。

   從震驚澳紐的留學生殘殺留學生，到震驚國際的慘案，讓紐西蘭瀰漫著華人的血腥、殺氣和悲哀。

   在短短的十四年時間裡，紐西蘭就發生了兩起震驚世界的華人慘案：一起是太極高手薛乃印今年九月殺妻棄女逃亡美國，另一起就是1993年10月著名詩人顧城在激流島殺死妻子後自盡身亡。

   這兩起慘案，雖然相隔十四年，卻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都是丈夫殺死妻子，顧城殺死了謝燁，薛乃印殺死了劉安安；都是妻子有外遇，謝燁“私下與別人好”，據顧城說在德國有一個在島上也有一個，而劉安安則在自己的博客裡明明白白地披露了她與有婦之夫甜蜜幸福了兩個月；都是新移民，都來自中國大陸，顧城1987年從北京移民，自殺時在紐西蘭已6年，薛乃印1996年從遼寧移民，至案發居住紐西蘭11年；兩個家庭都遺下了孤兒，顧城遺下木耳，劉安安遺下了“南瓜”。

   我們常說“第一代移民最辛苦”，這種苦不光是謀生的苦，更是思想的迷茫困惑和理想的無從嫁接之苦。每一個移民，都是懷揣著無限的夢想來到異國它鄉的，但對理想的美好憧憬每每被瑣碎繁雜的生計代替，上下求索的精神觸角始終探測不到柳暗花明，人生變成了維生，生命變成了漏沙計時般徒然的浪費，於是難免會進入人生的激流島，跌入生命的漩渦。

   顧城和薛乃印，謝燁和劉安安，他們都是新移民，都有著新移民常見的生活困頓和思想迷惑：作為詩人的顧城只能靠養雞賣蛋營生，作為“武林高手”的薛乃印無論武術學校還是華文雜誌都是慘淡經營債臺高築。面對困難，他們都失去了理智亂了方寸，用極端的惡的方法試圖解決問題，最終都跌入人生激流島的漩渦，消失在生命的“百慕大”。

   顧城和薛乃印兩家的悲劇，不只是他們各自的悲劇，更是中國大陸五十八年思想教育理想教育失敗的體現。我們從小就被問及“長大了要成為什麼樣的人”,但被灌輸的往往只是要成為科學家成為偉大的人，從來沒有誰教過我們怎樣做一個普普通通的人，怎樣過普普通通人的生活。於是，在中國大陸理想教育下的幾代人都是心比天高，卻又眼高手低；身處異域之後，面對理想沒有嫁接的土壤，往往最容易陷入困境而不能自拔，一時窘困難免會因衝動而幹出傻事。

   顧城和薛乃印的悲劇，也是由他們的人生哲學所致。顧城在給木耳的遺書中寫道：他愛木耳和謝燁，但是謝燁拒絕和他們在一起，她跟了別人，顧城便“不能沒有這個家再活下去”了；薛乃印則感歎：我愛你，你卻不愛我。完全一副“我愛你，你就得愛我”的對等價值觀，顯得有些自私更是一派蠻橫的無賴相，很容易使人聯想到中國大陸前幾年一直提倡的“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價值觀。這句話其實很令人思想混亂，到底是“我為人人，所以人人必須為我”？還是“我為人人，因為人人為我”？無論哪一種解釋，都沒有單獨的一句“我為人人”來得高尚無私。

   顧城和薛乃印的悲劇，只是中國新移民面對困境極端反應的極端例子，但事實上每一個中國新移民身上都或多或少地有著這種悲劇的成份，因為這種悲劇的成份是與一個民族在一段時期內接受的文化薰陶和思想教育有關係的。

   顧城的兒子木耳已經長大成人，正在奧克蘭大學讀書，不諳中文故而對父母的慘劇一無所知，每天由渡輪來往於島嶼之間，生活簡單無憂無慮。薛乃印的女兒“南瓜”已經開始新的生活，不管她將來生活在中國還是紐西蘭，但願她都能免去父母所受的文化重負和理想包袱，能過普普通通的生活，遠離人生的激流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