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7月4日，《北京晚报》用多半个版的篇幅刊登了中国娱乐界名人孙海英及其朋友准备驾车出游的新闻特写。乍一看，这篇报道似乎没什么问题，但读后却发现它明显有悖于这样一个原则，即公共媒体的公益性、公众性原则。
   


    我们知道，公共媒体所关注和传播的都是与受众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公共事件、人物及信息，而这些公共事件、人物及信息会在某种程度上对受众的生活或心理产生影响，并将作用于受众的日常生活和心理活动，使受众对其做出判断和评价，甚至会因此而对自己的日常生活或心理活动做出相应的调整——这就是公共媒体的基本功能之一，即其公益性和公众性。
    虽然这篇报道也提到了“老孙开车去西藏，可不仅仅是为了玩儿，他有心要为西藏做点事”，比如孙表示进藏后准备去孤儿院“看看孩子，为他们的就业想想办法”以及设想将一种低成本的塑料降解设备引进西藏。但从整体看，这篇报道的兴趣点主要集中在了“老孙喜爱越野，喜爱自驾车。他经常开车跑长途，也曾经到沙漠中体验越野的快感”这样一个纯私人性质的主题上。也就是说，孙的此次行动不是去完成一项具有公众、公益性质的任务，而纯属私人行为，它不仅与社会和公众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甚至与孙的职业也毫无干系。当然，没有人会怀疑孙帮助西藏孤儿及改善西藏环境的承诺和诚意，但这种诺言和诚意毕竟已经被淹没和笼罩在了这篇报道的主题之下，而沦为报道的点缀物和装饰物。再者，西藏官方和民间如何应对孙的这一承诺和诚意以及孙如何兑现他的承诺，如何实现他的诚意，报道均未做任何交待。这样一来，孙的承诺就变成了一张虚伪的空头支票，孙的诚意也变成了不具任何实际意义的空想。因为无论结果如何，社会和公众都不会去追究，而孙本人也不承受必须兑现承诺的任何压力。至此，整个报道在兜了一个小圈儿之后，又重新回到了它原来的主题。退一步说，即使孙真正兑现了他的承诺并实现了他的诚意，但由于读者的注意力已经被记者的兴趣点牢牢控制住了，因此在读者看来，孙此行怎么着都是游玩第一，公益第二；游玩重要，公益次要——这种结果不是由孙海英本人所造成的，而是由一家公共媒体对新闻职业操守的藐视以及对新闻行业规则的猥亵所导致的。
    也许有人会问：自杀、犯罪以及艺人们的绯闻丑闻等等，算不算纯个人行为？算，也不算——因为我们必须看到这些所谓的“纯个人行为”背后所隐藏的社会意义：自杀所折射的是一些人的走投无路和社会环境的恶劣以及给活人造成的巨大心理压力，它需要引起社会学家、社区工作者和政府的警觉；犯罪所反映的是罪犯的个人品质和价值观以及导致其犯罪的诸种社会因素，它需要引起法学家、社会学家和政府的注意；艺人们的绯闻丑闻所揭示的是娱乐圈的龌龊、肮脏、卑鄙、下作以及他们的作品与他们的人品之间的巨大反差，它需要引起一切正义善良的人们的鄙视。然而，一个名人的出游除了表明他个人的爱好兴趣以外，还能表明什么呢？

    当然，不能否认，由于名人的活动是受众的关注点和兴趣点之一，因此它也必将成为媒体的关注点和兴趣点之一，而且名人效应确实也经常会对社会及公众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这并不等于名人的一切活动都具有公益性和公共性，而公共媒体可以不加选择地统统加以报道。如此过度且不当地关注一个名人的纯个人行为，显然不是像《北京晚报》这样一个拥有大批读者的主流公共媒体所应该做的——它不仅践踏了公共媒体的行为准则，抛弃了公民平权意识，而且其在受众中的威信也将在某种程度上被削弱。
    最后顺便提一下，孙海英不是体育界人士，其携友驾车出游也不属汽车越野拉力赛之类，但不知何故，这篇本来与正式体育运动没有任何关联的稿子却被莫名其妙地硬塞进了体育新闻版……(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7月07日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