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007年5月2日的梅里雪山。
   


    在灿烂阳光的照耀下，在湛蓝天际的映衬下，神圣、神奇和神秘的雪山放射着耀眼的白色光芒。仰望雪山的英姿，我们不禁她的壮美而震撼。
    迄今为止，梅里雪山仍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高海拔处女峰之一。
    1991年1月，中日联合登山队试图登上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主峰卡格博峰，但因突降大雪，登山队被迫放弃登顶计划。下山时，又突然遭遇雪崩，致使全体登山队员遇难。这次遇难的日本登山队员有11名，他们是：井上治郎、佐佐木哲男、清水永信、近滕裕史、米谷佳晃、宗森行生、船原尚武、广濑显、儿玉裕介、筮仓俊一、工藤俊二；中国队员有6名，他们是：宋志义、孙维琦、李之云、王建华、林文生、斯那次里。

    关于这次山难，沈孝辉在他的《雪山寻梦》一书中这样写道：“对此次山难事故的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仍为未解之谜。有人认为是特大雪崩造成的。据对1991年1月9日的航空照片分析，只有三号营地之上的山脊顶部的一块雪崩比较明显，但又不像是特大雪崩的迹象。有人认为可能是陷入了大裂缝，但参加这次登山活动的成员，多为身经百战的登山家，经验丰富，还不至于连裂缝都判断不清……莫非在冥冥之中真的有一种不可知的力量？”这次到梅里脚下，当地人告诉我们这些登山运动员的遗体至今仍未找到……
    为了纪念这些葬身雪山的登山运动员，人们特地在雪山脚下为他们立了一块碑。碑体不大，还不足平米，但却精致。褐色的碑面上镌刻着中日两国登山队员的名字以及藏汉日三种文字的碑文。但仔细一看，却发现碑上日本人的名字和碑文的日文部分已经被人统统划掉了……
   


    无独有偶，就在5月2日的下午，即我们离开梅里后的几小时，从雪山上再次传来登山者遇难的消息。但令人莫名其妙的是，这次山难的遇难者明明都是中国人，但最初的传言竟说遇难者全是日本人——就这样，中国人的病态的、畸形的仇日情绪再次污染了梅里的洁白与纯净……
    其实，对一个民族持友善或仇视态度，完全是个人的自由和选择，其本身无可非议，但问题在于如何实现这种自由和选择。把一块艺术品般的、好端端的纪念碑糟蹋得面目全非，就能把日本人与中国人携手并肩，共攀梅里的史实抹煞吗？就能在中日民族冷战中占据心理优势吗？就能在下一次“抗日战争”中打败“日本鬼子”吗？殊不知，梅里雪山不仅把两国登山者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更把他们的躯体和灵魂紧紧地埋在了一起——当仇日者将自己手中那把无知无理无义的刀锋刺向日本人时，他又何尝不是在刺向自己的同胞？这样做除了宣泄他那种病态、畸形的仇日情绪外，还能有什么作用和意义？更可笑的是，那位“主刀”的仇日者居然将中国籍藏人登山运动员斯那次里的名字，也当作日本人的名字一同划掉了——在他看来，凡四个汉字的名字统统都是日本人的。
    也许有人会说，日本岚山的周恩来诗碑也曾被日本人以油漆污涂过。不错，是有这回事。但依日本民族的主流品质、精神和素质来判断，恐怕就连最仇中的日本人也会鄙视这种龌龊、下作的行径，正如当时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所言：“（这件事）很失礼，是一些无知者干的，并非全体日本人都认同。”这与其说中曾根是在向中国道歉，倒不如说他是在为日本居然还有这等人渣而倍感害臊——这与中国人看到被损的梅里山难纪念碑时所持的那种赞赏和愉悦的、阿Q式的心态，是有很大反差的。我们不妨做这样一个假设，即假设富士山下也有这么块纪念碑，那我们则完全不必担心它会被损毁，因为如果日本人要表达自己的仇中，他们可能会选择某种更理智、更策略的方式，而不大会使用诸如拿纪念碑撒气这样的“小儿科”把戏，更不会梦呓般地把遇难的日本人胡说成是中国人——这大概就是中日两国国民精神的最本质的差异，也是中国人未必能打赢下一次“抗日战争”的原因之一！(博讯2007年6月0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