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何“失礼”于外 /郭少坤文集

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教授郭小聪认为：历史的拐点出现在明中页以后。唐宋以前，中华文化是优雅的代名词，中国是礼仪输出国。史载中国商人到东南亚去，被看作来自礼仪之邦的上人，甚至免费食宿。日本和朝鲜对中华文化的模仿亦步亦趋。明中页以后，随着人口增多，游民越来越多，社会问题无法在家族内部解决，游民们组成秘密教门、会党、行帮、商帮等“江湖组织”，社会生活日益粗俗化和江湖化。

“这种东西一直影响到今天——称兄道弟，哥们姐们。。。。。。这是生存逼的，我们人人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很累，但是没有办法。人需要超脱和孤独，但是这种文化不让你孤独。不认原则，认人情，必然就有亲有疏，造成不公正和紧张。面对生存竞争的时候，你不知道别人有什么关系。”郭小聪分析，今天中国人显得“无礼”的令一个原因，是传统生活方式与现代社会的冲突。就如农村人不适应城市交通规则、随地吐痰、大声说话、赤膊一样。在田野上长大的人如同自然之子，自由自在，与物相触。但在城市，高度集中的陌生人群就不得不被各种复杂的规则所限制。

与“人口过剩导致社会粗俗化”有连带关系的另一观点认为，不文明行为是由资源匮乏导致的恐慌造成的。

但是，隔岸的台湾女孩丁玥不赞成这种观点，“要讲资源匮乏，日本“新干线”的拥挤程度不比北京的地铁逊色。每个车站都有一些戴白手套的人专门负责把乘客往车厢里推。一边推一边鞠躬，毕恭毕敬地说“对不起”。乘客知道空间有限，都拼命收缩自己。“不像在大陆，有些人自己要挤进去，还恨不得把别人挤下来。在车厢里，胳膊和腿都伸得很开，还拼命占地方。”

在寻找“近因”的时候，很多人将今天国人的不礼貌行为归结于“文革”遗风。

“‘文革’之前很多斯文的中学生，参加过几次武斗和抄家，再上山下乡一圈，随地吐痰和国骂都学会了，你一说他，他说工农兵都这样。”葛剑雄如此说。

朱大可认为，社会公共礼仪缺失，跟长期的“阶级斗争教育”密切相关。把所有人都视为假想敌，把所有的日常生活事件都视为阶级斗争的一部分。毫无疑问，对于敌人，我们无须要讲礼貌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种革命伦理学在21世纪并未消失，而是转型成了资源匮缺下社会竞争的残酷逻辑。我们不是缺乏教育，而是教育过度，也就是“斗争教育”的过度。

此外，还有几位学者认为，中国近百年的急邃变化导致社会出现新断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称谓失范，在传统社会里，长幼尊卑、亲疏远近各有称谓，1949年之后，所有的人都成了“同志”，而今天，“同志”和“小姐”一样，又成了特殊的含义。

从以上人士的认识中，我们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那就是在唐宋之前的中国是一个礼仪输出国和礼仪上邦，这是共识并无异议；中国的文明衰落和礼仪缺失始于明朝中页时期，人口的增多和游民的混乱改变了传统的习俗和文化结构；而真正导致中国文明衰落和礼仪丧失的却是近百年来由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因。也就是说，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文明礼仪断送在和中国国情格格不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化之中，包括自1949年后的“革命领袖”和“革命同志”之手（口）。

中国人谁也不会忘记，在“革命”的号召下，多少正常的伦理关系和人际关系被扭曲甚至变得面目全非，诸如什么父子关系、师生关系、官民关系、亲朋好友关系、邻里之间关系都曾经在一夜之间变成了“革命同志关系”或者“敌我关系”；在“革命”的号召下，多少个人财产和国家财产一夜之间被掠夺一空；多少正常的好人生命得不到保障。在这种历史事实中，谁还能说找到这“文明”和“礼仪”的影子哪？！所以，如果说是中国的文明堕落和礼仪缺失始于明中页的话，那么到了中国进入到马列主义思想统治的时期，尤其是毛泽东思想统治中国人的时期，中华文明的确是到了自己国家的历史最低潮和与世界文明差距最大的时代，以至于出现中国的统治者手足无措，一会搞“三讲四美五热爱”，一会搞“三个代表”，一会搞“先进性教育”，一会搞“八荣八耻”，一会搞“和谐社会”等花样，尽管如此，但是谁又见到社会风气得到了改变了哪？直到今天中国的游客们在世界上被以“不文明”警告时，我们中国朝野上下才不得不感到震惊：原来我们中国人距离世界文明已经如此之遥远了！

要说中国文明的堕落和礼仪的缺失，不仅仅是以上所说到的那些政治原因，也有着经济落后的成份，中国人在近代的确落后贫穷，物质的匮乏，很难使精神文明得以提升，人们可以批评中国人随地吐痰，但是，又有谁来关注他们的健康状况和社会上为他们提供吐痰的设备哪？人们可以批评中国人不排队上车，可又有谁来关注过中国的交通工具稀少和落后哪？（虽然，前面有人提到日本人同样在拥挤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与中国人的不同表现，但那是一个民族长期形成的良好教育结果，应该另当别论）人们可以批评中国人大便后“不冲厕”，但又有多少中国人能够享受到“水冲厕”的待遇哪？如此等等，也不能不值得考虑。

也许这是强词夺理之说，尤其是面对那些能够有条件出国旅游的中国人，因为那些中国人不是当官的就是有钱的，上面所说的那些客观条件并不会也不应该影响他们的文明程度和礼仪失态，他们的生活习惯本不应该发生让国外人歧视和警告的现象，但是，这更加说明了中国人的整体堕落，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连中国的上层人物都是这副“德性”，中国的文明程度和礼仪形象则就更加难以表述了，那么，改造中国和重塑我中华文明的确也就到了刻不容缓的历史时期。

礼仪的背后必然要有文化的支撑，因为文化影响与政治、军事经济不同，它不是国家机器可以控制的，文化更多地蕴合于民众心里。而文化一个令人向往的特征是，它很少像军事、经济那样引起国家间的紧张、嫉妒、恐惧甚至怀恨。比如我们不会嫉妒有沙士比亚的英国或者有爱因斯坦的德国。人类社会证明：“有让世界心向往之的精神创造的民族才会获得别人的尊重，而且这种创造常常会让本民族的文明水准获得大幅提升”（郭小聪语）。

联想到远在澳大利亚的袁红冰先生发起的《自由文化运动》，我们不能不充满责任感的意识到，当中华传统文化已经被遗失并糟蹋得面目全非时，每一个有志于中华复兴的志士仁人都应该责无旁贷的积极响应，为了中国的富强和自由民主而拯救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开拓自由文化源泉，真正的体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精神，为重铸中华国魂、再造民族脊梁而奉献出自己的一切，让中华儿女扬眉吐气于外，而不是再像今日那样倍受外人歧视和凌辱，是为至愿也！

郭少坤

2006年11月17日星期五

于徐州家中

自由圣火11/17/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