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12日下午1点，随在南京市打工的父母亲读书的徐斌和张 帝两个小学生路过东水关公园时，发现一名女子突然从岸边落水。两 个孩子见状赶紧为那落水女子向岸边的人们呼喊着“救命”，但是， 迟迟不见有人前去营救，无奈之际。两个孩子便跳下水去救人，此时 岸上的人们仍然是无动于衷。只有一位老者帮助他们递过去一个竹 竿，经过两个孩子的奋战，落水女子终于获救。孩子们上来以后，对 为他们惊恐万状的父母亲说了那么一句话：“为什么大人还没有我们 小孩子有同情心呢？！”

   南京市的见义勇为基金会在为这两位小孩子颁发了各500元奖金后， 也不无感叹地说，这是“一种悲哀！”（详见2006年12月14日《腾 讯》网转载的《快报》）

   无独有偶。这件事情刚刚过去二天，同样是在这个南京市又发生了一 件同样令人“悲哀”的事件：12月14日，南京市长客集团北方驾驶员 史红波，在南京市白宫大酒店门口挺身勇斗抢包歹徒时，不幸身中二 刀。而现场有着那么多群众竟然既无人出手相助，也无人拨打110电 话报警，致使歹徒逃之夭夭。这使得那位受伤的司机不得不感叹地 说：“真让人寒心！”

   关于这两起事件，我已经做了评论，在此就不在更多地议论。我只是 突然又想起了一件本人在南京亲自遇到的一件虽然小、可却关系到南 京市市民文明程度的事情。也许这只是我的偶然巧遇，但我还是通过 联系以上刚刚发生的那两件事情，并想从中窥测到一些问题及它们的 根源所在。

   那是我刚刚出狱的2001年3月份。当时，我从上海市检查伤病后途经 南京准备上访。我在南京下了火车，先准备到朋友樊百华那里休息一 下，次日去江苏省公安厅等有关上级部门上访自己的冤案。下车后， 我打电话到他的工作单位，他单位同事说他休息。我又打电话到他家 中。他告诉我去他家的车次。我按照他说的方向上了通往他家（南京 市水西门罗丝桥附近）的七路汽车，由于我是先上的车，便在车辆的 后半部找到一个座位坐下来，也总算缓解了我伤腿的疼痛。谁知道这 辆车上的乘客越来越多，两节车厢都挤满了人。我也不知道到了哪一 站地，一对夫妇抱着个幼小的孩子从前门挤上了车，孩子被挤得哇哇 直哭。可我发现在他们身边竟然没有一个人站起来让座，说实在话， 我很想站起来给他们让座，可我在后车厢，他们在前车厢，的确没有 办法招呼他们。就这样不知道又坐了几站，这对抱着孩子的夫妇随着 人流挤到了我乘坐的后车厢。这时我才赶紧站起来对他们说：“你们 过来坐吧。”被挤得疲劳不堪的他们望了望我说：“谢谢！”那位母 亲抱着孩子赶紧地坐了下来，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周围的人也好象为 我的举动感到突然，有的把目光投向了我。

   我站在车上，随着颠簸的车子继续前进。当车辆经过“南京大屠杀纪 念馆”附近时，我突然间感到一种莫名的难过。我想，我们中国人怎 么啦？为什么连这点起码的社会公德和文明礼貌都看不到？满车上的 人有几个象我这样一身两残的人？为什么我能站起来让座装得象个好 人似的、而那些身体健康的男男女女却站不起来变得象一个个残疾 人？又何况我还是一个被共产党辞退并判过刑的警察？难道有着悠久 历史的这么大的一座古城和现代共和国的一个省会的市民还不如我这 么一个不受当局欢迎的人？是不是中国人历来就这样缺乏自尊自重和 正义感才招人欺负的呢？如果不是那样，小小的日本鬼子真的敢那么 肆无忌惮地屠杀我们南京同胞吗？……

   想着想着，也不知道那一对夫妇什么时候下了车，我刚又找到一个座 位坐下。车子已经到了我要下车的“罗丝桥”车站，我下了车，没走 多远，看到百华前来接我，到了他家里，我就把刚才在车上遇到的事 情及其问题统统都告诉了百华和他的爱人。他们听后说了些什么，我 现在记不太清了。倒是近几天刚刚发生在南京的这两件事情告诉了我 一个答案：反正就是那么回事情，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当时的 2001年是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时期，现在则是胡锦涛提出的 “八荣八耻”和“和谐社会”时期，都是伟光正的领导时期，又有什 么好说的呢？！

   南京还是南京，无论是几十年前日本鬼子屠杀我同胞时的南京，还是 我这样的残疾人在前几年替健康人让座位时候的南京，或者是前几天 那两个不怕死的外地小学生为“大人”们承担责任和风险的今日之南 京，都还是南京；历史上的钟山风雨也好，金陵春梦也罢，还都是被 现代化的南京所代表着和标志着。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和谁也无法否认 的。

   至于我还会在什么时候去南京省府上访，在上访途中还会遇到此类事 情与否，自己又该当如何，也就不好说了。因为人的表现是社会综合 发展过程中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还是会作出自然的反映的，因 此，我也就不必想那么多了。

   （2006年12月21日）

民主论坛 2006-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