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 1995年5月，丈夫的第二次被抓捕，这一次的案子是“国家安全局”一手办理。当时的“国家安全局”才成立没有多久，而且据一些知情人士说，“国安局”都是由各公安部门抽调上来的打手和流氓组成的，残暴是这些“国安”人员的天性。自从丈夫他们这一案人员被抓之后，我们这些家属就天天活在恐怖与忐忑不安之中。
   
   

    發表時間：7/25/2007
   
   
    记得我在童年看小说《红岩》的时候，幼小的心灵总随着书中主人公的沉浮而跌宕起伏。当书中主角“江姐”、“许唐枫”、“小罗卜头”这些人物在重庆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抓捕后入狱，在狱中他（她）们受到了国民党惨无人道的酷刑迫害和折磨。那时候心里面就充满了对国民党的仇恨，对“许唐枫”、“江姐”这些英雄人物的敬佩。
   
    尽管小说的故事不一定就是真实的历史，可是在监狱里使用酷刑，这决不仅仅是国民党有这样历史。纵观中共执政以来所施行的一系列手段，与过去的国民党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真正让我认识到共产党的残暴，就是1989年“6 . 4”的学生运动，当广场上枪声犹如鞭炮一样响起的时候，我领略了它的血腥和恐怖，从此我也认定丈夫说的，把枪口对准学生和市民的政府，就是一个反动的政府。学潮之后，丈夫被当局强制送“中八农场”劳教3年。在丈夫两次坐牢的日子里，我也间接的了解了监狱里那种不把人当人，任意践踏、任意侮辱、任意打骂犯人的现象。1991年的2月13日，发生在贵阳“中八农场”的12个人一齐被打的事件，也就是后来的“2、13”事件，由于省政法委的书记胡克惠去“中八农场”视察，在学潮过后被强制劳教的12个人就准备亲自向胡克惠谈一下自己所遭受的冤案，可是还没有等他们见到胡书记，他们就被穷凶极恶的干警们捆的捆、打的打、踢的踢、踹的踹的强行关在了一间小黑屋里，事后由于怕他们聚在一起把事情闹大，干警们又匆匆忙忙的把他们全部分散到了各个大队。当我几天后去见丈夫时，他身上的伤痕，让我心痛不已。可是在那时，我们却是哭诉无门，有泪只能往肚里吞。
   
    1995年5月，丈夫的第二次被抓捕，这一次的案子是“国家安全局”一手办理。当时的“国家安全局”才成立没有多久，而且据一些知情人士说，“国安局”都是由各公安部门抽调上来的打手和流氓组成的，残暴是这些“国安”人员的天性。自从丈夫他们这一案人员被抓之后，我们这些家属就天天活在恐怖与忐忑不安之中。一有时间就想方设法的到各看守所去，总希望能够在无意中巧遇自己的亲人。一日，听人说，他们这一案的5个人都被打伤了，情急之下，一口气跑到了“国安局”，找到了专门办理我丈夫案子的一个姓杨的处长。我非常气愤的质问他：“听说你们为了逼供，施暴打了我的丈夫？不过我也知道，我丈夫现在落在你们的手上，就犹如砧板上的肉，将任由你们或砍或剁！我知道你们有能耐，想怎样收拾他就怎样收拾他，不过你们请记住，我们终将会有与你们清算的那一天。”姓杨的处长听后，急忙辩解说：“我们并没有打他，只是我的手下用脚踢他的脚肘，目的是要他老实交待犯罪事实。”我说：“你们并没有用手打，只是用脚踢，你们就是用如此暴力行为来获取你们所谓的犯罪事实！”那时我一有时间就往看守所跑，许多回我都遇见这些办案人员在审讯我的丈夫。他们一见我到，就急急忙忙的说：“快把门关上，廖双元家婆娘来了！”这样以免我见到我的丈夫。多次之后我就基本上把他们审讯丈夫的时间算清楚了。一日，我对丈夫的一个好朋友说：“明天是星期三，你到花溪看守所去，一定能够看到“国安局”的人审讯双元，这些办案人员不认识你，到时你一定可以见着双元了。”果不其然，丈夫的这位好朋友在星期三这天就亲眼见到了“国安”人员审讯我的丈夫。据这个好朋友说，那天他到花溪看守所的时候，天上下着雨，天气非常的闷热，由于办案人员不认识他，所以就开着门在审讯我的丈夫。他说他看到了“国安局”的那个姓杨的处长，象流氓一样大声在“私儿、杂儿”的骂着双元，还歇斯底里地对双元说：“你这个私儿不要冲，你以为老子不敢搞死你！老实跟你说，我就才刚搞死一个六、七十岁姓吴的国民党特务的老者！”丈夫的这个好朋友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由于从未见过如此的审讯，他居然不敢再继续看下去。他是哭着跑来见我的，见到我之后，嚎啕大哭一阵后他才语无伦次的给我说出了他的这段所见所闻。
   
    对于“国安”办案的残暴，其实我们是早有耳闻，而且就是体验过这一残暴行为的人，事后想起都为之胆寒，许多甚至是不愿去回想。最近在《民主论坛》上看到在学潮中被判刑的刘刚先生写的《反审花絮（一）（二）》，把他在狱中所遭受的苦难披露出来，让我们看到了专制暴政下的司法黑暗，以及中共一贯采取刑讯逼供的法西斯手段的做法。看过《反审花絮》后，除了对中共司法界那难以放弃的刑讯逼供的丑行感到发怵外，也由衷佩服刘刚先生的胆量和豪气。当公安办案人员用电棒对他施暴逼供的时候，作为一个男人，他咬牙承受了这一残暴的折磨。而公安局长（肉球）用枪对着他的时候，那残酷对峙的几秒。我相信他绝对不比中共宣传电影里的任何共产党人逊色，而这可是活生生的现实。当刘刚的那句：“凡是电过我的人，我一个也不放过”的话说出去之后，那些公安人员是再也不敢走进他身边了。看到这里，心里感受到了非常的痛快。其实公安人员也是人，只不过他们在施暴的时候，往往就认为他们就代表的是法律，这也是人治社会里法律所遭遇的亵渎！
   
    刑讯逼供在欧美诸国是早已悄然敛迹，但在今天的中国，它仍是中国司法领域盛行和难以回避的问题。尽管《刑事诉讼法》规定得毫不含糊：“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可是在实际操作中，刑讯逼供成了“公开的秘密”。非常典型的就是最近的高智晟案、严正学案、郭飞熊案、力虹案，他们都曾被残暴的酷刑折磨得以死抗争。
   
    司法的不公和腐败导致司法机关不能严格执行国家法律。为了搞到所谓的证据，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刑讯逼供成了必然的手段。而由于现政权把民主异议人士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施行政治迫害。及至在办案的过程中，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超期羁押严重，律师依法履行职务困难。这就使得异议人士在遭受司法不公时，许多律师都不愿甚至是不敢为其辩护。及至有专职律师为其辩护，司法机关也会想方设法的设置一些附加条件和障碍。甚至是不理睬律师的依法辩护，公然藐视法律的尊严。
   
    刑讯逼供是专制暴政下所体现的司法不公，它使得人民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不管刑讯逼供的手段对待的是无辜的老百姓，还是获罪的犯人，都将是一种难以宽容的罪恶。如何维护司法公正和体现司法公正，首先要做的就是，立即停止任何理由下的刑讯逼供！
   
   
    2007年7月23日于贵阳
   
   
    转自《自由圣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