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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方家华——开放民运及其朋友
马克思在提到德国农民的时候，比喻为麻袋里一个一个的马铃薯，不
宜于进行社会组织，不宜于组织起来进行有效的社会政治活动。对本
国民众的理解和认识，中国的孙中山先生也有同感，认为中国人如同
散沙，也不宜于进行社会组织，不宜于组织起来进行有效的社会政治
活动。这西方和东方的两个思想家（孙中山先生更是行动家），对自
己国家民众的这个认识，是经认真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但是，德国
依然出现了当时世界范围内最具规模的共产党（社会民主党），中国
也出现了辛亥革命和中共“革命”，且中国的两个革命都是以组织和
规模之大而闻名于世。可见，两个思想家的结论，是历史性的，而非
民族性的。
历史性所指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历史时间里，人们对社会公共事
务的态度和能力。这又与现代社会相关。德国和中国的现代社会程度
较低。但随着现代社会性质在本国出现和他国影响，这种历史性又跟
上了时代性。在政治中，麻袋里一个一个的马铃薯又不能简单理解为
单个的个人，，也指一个个的政治组织、一拨拨的人之间。而当这些
政治组织和一拨拨的人联合在一起面对一个共同的政治对象时，“马
铃薯现象”就是个极为有害的现象。又如果再在中国的民主运动中看
这个现象，这种“马铃薯现象”对中国的民主运动更是有损无益，害
莫大焉。
近见北京市民在养狗的维权活动取得部分胜利之后，就有人立言，中
国民众的权利意识已经觉醒，中国民众的维权运动已经有自己独立的
性质和运作模式，以为北京市民维权活动的成功，完全可以独立于中
国的民主运动，自成性质和运作模式。另一方面，中国民主运动中也
有一类“民运派”，看不到中国维权运动与中国民主运动之间的相同
与不同，看不到中国维权运动的独立性、现实性、紧迫性、可行性、
民众自发性，面对以往的民运方式和今天的维权运动，依依不舍又心
有不干。这固然是有一定的心理原因，有一定的失落，但其认识和理
解方式更为重要。我不关注这些心理方面的原因，我关注的是这种
“马铃薯现象”及其反面的“老大哥现象”，中国民主运动中的“老
大哥现象”，对中国的民主运动也是有损无益。
中国民主运动中的“老大哥现象”，主要是指在中国民主运动中一些
时间比较早，且受到过政治迫害，且一直坚持进行民运的人士。“老
大哥现象”主要是视自己为中国民主运动的主流、有功之臣、政治权
威。在中国民主运动中，一定的迫害经历不应该是其政治权威的根
据。政治权威应该是远见卓识和其与时俱进的一往无前的行动能力。
“老大哥现象”其实也只是中国民主运动中部分现象。但是，中国民
主运动中的这种“老大哥现象”，由来已久，且每逢中国民主运动的
“转型”时期，就会涌现，就会大大咧咧地视自己为先行者、当然权
威、当然主流，视他人为后起、为支流、为陪衬。而以往大大咧咧的
结果，今天看来倒也无关大局，但这次面对中国的维权运动却是关系
重大。中国民主运动在前行中，会有低谷、会有僵滞不前。中国今天
的维权运动，无论就方式和性质，之于中国民主运动，都是对僵滞不
前的绝对突破，绝对开创出新的疆域和视野，绝对的柳暗花明。
开放是相对于封闭而言。事物都有个相对的封闭期、封闭状态，中国
国民主运动也不能幸免。中国国民主运动中，有这样一种现象和倾
向，略加具体化来辨认，大体是“新”与“老”之间的关系。这种“
新”与“老”之间的关系，又不是运动线性发展中的“新”与“老”
的关系。尽管，这种“新”与“老”，也反映在人的新”与“老”
上，但其性质却是中国国民主运动的深入与发展，是从精英先知先觉
的抗争到民众权利意识普遍觉醒的维权。
中国民运中有些人士喜欢讲“包容”，大都指中国国民主运动中，方
向大致相同，认识或者观点上有差异。如果这种“包容”不先设“谁
包容谁”、“自己包容他人”的主体优位性质，也没有什么问题。但
是，即便如此，这也是政治中的起码常识；如果这种“包容”用之于
社会的民主层面，就显得有些没有对象所指。中国民运对中共及其他
党派谈“包容”是什么意思？是“谁包容谁”？是中国民运要求中共
“包容”自己，还是自己有“包容”中共的能力？我这里讲的也不是
什么“统一战线”。我讲的不是“横向”的联合，我讲的是“纵向”
的深入和壮大。客观的分析，中国民主运动决不是一出现就是今天这
样以宪政法治的目标清晰。这是目标层面。至于行动方式层面，至今
也还在不断探索之中。今天的中国民主运动是生成的，而不是现成
的。就是说，中国民主运动尚在深入和发展之中，还须有不断涌现出
来的新力量、新方式。中国民主运动深入和引动新力量、新方式的出
现，并与这些新力量、新方式浑然融会，融会之后再生成，才会是中
国民主运动的基本方略。这是中国民主运动在力量上的开放。
随着中国民主运动的深入和生成，中国民运还有一种开放，是对抗模
式与参与模式之间的开放。这种抗模式与参与模式的背后，也是对抗
与参与的性质。中国民主运动之开始，还没有今天的比较清晰的宪政
法治的目标，也没有对于这个目标的工艺考虑。这个时期，中共在政
治目标层面的认识水准上，也几乎与中国民主运动是平行的。邓共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江共的“三个代表”，胡温的“和谐社
会”，都是这个时期的认识产品。中国今天的维权运动，在政治性质
上是从对抗走向参与。无论是参与地方竞选，无论是参与地方的行政
治理，都是中国民主运动的深化和生成。是中国民众公民意识和主人
意识的历史性生成。其模式之于中国社会，也是历史性的。
中国民主运动中的“老大哥现象”，说白了，也有政治利益的考虑（
主要是一些名气之类的小儿科、鸡肠狗肚，与政治权术相关，与政治
智慧无涉）。我没有怀疑政治中有政治利益，没有怀疑政治中有你争
我斗。但中国民主运动在这个阶段就有了这个现象，是一种遗憾。
“只有锅里有了，碗里才会有。”这个生活中的比喻，同样可以用于
政治，同样可以用于中国民运。相同的道理，只有中共一党权力受到
宪政制度制约以后，各种政治力量、政治派别获得的权力才叫权力和
权利。而今天，中国民主运动与中共一党权力私有制的关系，尚在一
对一的政治较量之中。其形势之严峻，时时就在眼前、就在身边，怎
么就到了一些个人计较名气之类的时候了？计较个人名气当然可以和
应该，但必须在中国民主运动中实干和大干，实实在在的干，大张旗
鼓的干，走进民众的干。
今天中国的维权运动，与中国民运是肯定是相联系的，无论是权利意
识的觉醒，以及群体性抗争方式，都与几十年来中国民运的不断进行
有关系。根本不能设想，没有几十年来的中国民主运动，会出现今天
中国的维权运动。中国民主运动，是指发生在中国土地上和历史中的
一场经久不息的社会运动，是整个中国社会的运动，而不是指哪几拨
人、哪几个政治组织，或哪几个杰出优秀的中国民运娇子、民运领
袖、民运先知。我指的中国民主运动，是一个在中国追求宪政法治人
权民主的社会运动。
我们今天的反对中共，是一种紧迫，是一种被迫。我们反对中共，从
中共集团、中共集团中的各种乌七八糟的政治行为、邪恶的迫害行
为，及其政治控制模式，全都一反到底。中共及其政治控制模式，是
中国的一种历史的偶然遭遇，而不是中国的一种历史必然。中国民主
运动就是因为中国的这种历史的偶然遭遇而生发，而出现。
中国民主运动在中国大地上继续生成和发展，今天的维权运动不是她
的终极面貌，也不是她的唯一面貌。中国民主运动在上世纪的70、
80、90年代，谁也没有理性设计过今天的中国维权运动。今天的中国
维权运动是自发秩序，而不是理性设计。但是，今天的中国维权运动
也是中国民主运动在中国出现的这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历史成果。而
且，更重要的，这一社会历史成果的性质是“维权”。“维权”这个
字眼，在中国人的意识和观念中有非比寻常的意义，在中共的一党制
度下，也同样有非比寻常的现实意义。完全应该看到，中国维权运动
“之后”，中国肯定是一个不同以往的中国。无论其公共社会生活的
意识和观念，还是参与公共社会生活的能力和样式，都会为之一变。
但是，远景不是实境，政治想象不是政治现实。今天及今后，中国维
权运动在中国的进行都必然是艰难的。中共允许一定程度、一定地
区、一定范围、一定时期的中国民众的维权，决不意味中共会允许中
国民众的维权本身。事实上，北京市民的维权活动之外，中国的其他
地区依然频频出现对中国民众维权活动的打压和镇压。这是说，即使
中国民众中有人愿望把维权活动从中国民主运动中抽离和孤立出来，
中共也不会作如是观。这是中国的严峻现实。
这次北京市民的养狗的维权活动，是地方性的维权活动。在这个意义
上，北京不是北京，北京没有中共中央的含义。北京发生的市民养狗
维权活动，在中国的其他城市也会发生。这的确如一些人士所看到
的，是中国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如果我们继续深察，我们也会继续
发现，北京市民的养狗维权活动与诸如征地、强拆之类维权活动在性
质上又有区别。征地、强拆之类维权活动针对的是中共贪官污吏的政
治权力，北京市民的养狗维权活动针对的是政府部门的行政治理。两
者都是维权，但两者又有区别。征地、强拆之类维权是政治性质的，
是有权与无权的关系，是中共的贪官污吏有权对中国民众利益任意侵
占和掠夺的关系。征地、强拆的背后是权力私有制问题。由于中共的
贪官污吏在中国无处不在，又由于中共的官吏无官不贪，这就使得这
类政治性维权活动是全国性的。北京市民的养狗维权活动，是行政治
理性质，尽管不可能排除当地地方官员在这项行政治理中，有邀功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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