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与生命，权利与自由，精神和人格，今天已经是人类文明无可置疑的捍卫的普世价值，能否尊重和捍卫这些普世价值，也是今天衡量文明与野蛮的唯一标准。如果在政治制度层面，就是衡量民主宪政与专制的唯一标准。人类的专制制度，对这些普世价值，不仅不尊重，反之，则是疯狂扼杀。但是，随着人类的文明在增长，专制对于这些普世价值的扼杀也在变化。由赤裸裸的明目张胆的扼杀，变化为寻找借口的扼杀，由政治的扼杀，变化为利用法律的扼杀。中共对中国著名维权人士高智晟的法律判决是政治迫害，是通过法律手段的政治迫害。
   
   

    高智晟被判的事件，尽管在时间上已经成为过去，但在政治上并没有结束。高智晟被判和散播流言的事件，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一种有着深意的事件。对思想和行为的扼杀。这丝毫不压于中共上个世纪50年代的反右运动对中国自由思想的围剿。我们要看到，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反右的社会条件，中共断断不能象当年发动反右斗争一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发动一次“反自由与人权”的斗争。但是， 这不是说，中共容忍自由与人权在中国的传播。从根本的意义上，高智晟有无“立功表现”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高智晟被判的事件，中共对自由与人权思想的围剿仍然在继续，且变换了围剿方式，从官方的变为民间的，从政治的变为道德的。但，背后依然是中共，围剿对象依然是自由与人权。
   
    我们要看到，自由与人权在中国，远远不是学理问题，而是社会现实问题。相当意义上，自由与人权在今天的中国，不是在学理上去文字游戏般的探讨。而是实践与行动。高智晟的整个维权之路，就是中国自由与人权的实践与行动。
   
    “不无遗憾的是，由于人们过去强调自由这一概念的字面意义，而逐渐使它丧失了其所具有的真正的精华……自由之概念的范围已被大大缩小了，仅成了思想者用以震惊同时代人的工具。当我们想到自由的时候，我们易于想到的只是思想自由、出版自由和宗教信仰的自由……这实在是个根本的错误……对自由所做的文字表达，主要只具有文饰的作用……事实上，行动的自由才乃是最首要的需求之所在。”（怀特海《思想方式》）。高智晟在2006年发起的“绝食抗暴维权运动”及其整个维权活动，就是行动的自由。如果没有这一行动的自由，中共断断不会对高智晟的处理上绞尽脑汁，这样秘密逮捕，和判决书上的“有立功表现”。
   
    如果我们再回到中共现实政治，我们看到，在中共近期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曾庆红与罗干的争吵“几个人发言后，罗干还怕大家没听明白他的意思，又发言说：不是我对谁有成见，看看香港，成了什么样子，北京在那里影响力越来越小了，这才几年工夫，这样下去没两年共产党在香港就插不进脚了。还有，很多人没拿那个新唐人电视台当回事，结果现在影响力越来越大。 说到这里，罗干提高调门儿说：那个新唐人新年晚会要在全球28个城市巡回演出，不想办法去阻止，光想着自己怎么在十七大留任……，嘿，我提个建议，国安海外这一段儿是否考虑换其他人负责？ 在场的都偷偷拿眼瞄曾庆红，有人通过曾庆红那成了调色盘的脸色，知道他真的动了气。 曾庆红说：我用什么办法，有义务向你汇报吗？最近阻止南韩新唐人演出就是我的人马干的。为压制那些赞助公司，光会各种语言的人才我就得都准备出来，当然领事馆是主力，可也得我的人马去布置啊，怎么说，说什么。我告诉他们不去和那些具体赞助的分公司费话，直接找他们的总公司谈，让总公司下命令，结果证明效果很好。新唐人不是要在28个城市巡回演嘛，我在那里都派去了人，我告诉手下的人：只要能达到目地，花钱上不封顶！阻挡成功的，工资提三级；阻挡失败的，撤职降薪回家抱孩子！ 曾庆红讥讽的说：罗干说要换人，那咱们俩对调！不过那里的事可不是用坦克车、火箭炮可以解决的。必须得动─脑！ ”（《人民报》）。我们看见，这就是这些中共高级官员的嘴脸，这和民间老百姓的骂街没有什么区别。问题还不止于这些争吵的嘴脸，还在于争吵的内容何其凶残和邪恶，“曾庆红讥讽的说：罗干说要换人，那咱们俩对调！不过那里的事可不是用坦克车、火箭炮可以解决的。”。这个“可不是用坦克车、火箭炮可以解决的”。就是说那里不是中国大陆内部。这还是对中国大陆之外的香港和新唐人电视台，如果是中国大陆本身，情况会多么恶劣。就是这样的中共的国家级别的领导人们控制着十几亿人的中国。
   
    回到现实政治，我们还看到，在曾庆红与罗干的争吵之外的中国民众的生活，是下岗，是被征地，被强行拆迁，是涨价，是看不起病……，是被掠夺。我们怎么会相信这样一个政权能够“为人民服务”，能够“三个代表”，能够“和谐社会”？
   
    面对这样一个政权，怎么会不需要高智晟精神的中国民众维权运动？问题是，当2006年，以高智晟为标识的中国民众维权运动受到挫折，当高智晟本人受到当局的政治迫害的时候，竟然会有人以高智晟的判决书上“有立功表现”字样来否认高智晟的中国民众维权运动精神和事实。
   
    高智晟是否有“立功表现”，对于中国的民主政治这一历史进程来讲，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无论中共暴政的阴冷也好，无论伪类们的疯狂污蔑也好，都已经无济于事了。中国维权运动已经发生，无论其思想与社会行为，在反抗中共的暴政中，在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进程中，都播下了种子，只需要继续耕耘，就会有丰硕的收获。中国有了已经发生的中国维权运动，中共对中国民众的继续统治，已经回不到中国维权运动发生以前了。
   
    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推进中国的自由与人权，我们不仅仅要有信念，我们还必须要有坚决行动。中共的暴政，中共的掠夺。中共的贪污腐败，这是世人都知道的。但中共继承人类过去世纪的一切邪恶及其腐朽，却也在高智晟事件中暴露无余。身体与生命，权利与自由，精神和人格，已经是人类文明无可置疑的捍卫的普世价值。今天的中共，没有象毛泽东时代和“6.4”屠杀一样剥夺高智晟的生命。但其“判三缓五”就是剥夺高智晟的权利，就是封高智晟的口。这也说明，中共对中国民众维权运动的恐惧，对中国民众维权意识的大规模觉醒的提心吊胆。中共对高智晟的“有立功表现”，更其邪恶。
   
    我们指认中共邪恶，不仅仅是中共的掠夺，中共的专制；也不仅仅是中共在制度上专制，还认准中共在精神和文化上的邪恶与专制。某种意义上，制度的改变，比起精神和文化的改变，要轻易一些。中国进入人类和自己的现代社会，中国成为现代社会，绝对不仅仅只是制度层面的改变，而必须包括精神和文化的改变。高智晟是“钦犯”。高智晟的案子直通胡锦涛。据说胡锦涛要求罗干在高智晟的案子上低调一些。高智晟被“判三缓五”，属于虚刑。比起中国封建王朝时期，和中共的毛泽东与江泽民时期的满门抄斩和株连九族和反革命家属、屠杀和监禁、极刑和重刑、罗干是“低调”了。但这“低调”之中，加了一个“有立功表现”。
   
    中共当局对高智晟的处理手段，在践踏人权的同时，还透出阴冷的鬼气和残忍。这鬼气和残忍从中国封建王朝时期弥漫到中共，或者说中共继续着中国封建王朝时期的鬼气和残忍。这鬼气和残忍就是杀戮人的肉体与生命的同时，还杀戮人的精神和人格。由于中西文化的不同，“有立功表现”，在西方可能不算什么，或者说在一个法治社会中可能不算什么。但在中国，却牵涉一个人的精神和人格。这也是中国人的精神和人格。中共为什么这么精于此道。（杀戮人的精神和人格，跟着中共污蔑高智晟的伪类们也懂，也精于此道）。为什么这么懂得，不仅仅杀戮一个人的身体与生命，权利与自由，而且还要把一个人的精神和人格一起全杀戮才叫杀戮。
   
    罗干何许人也？罗干是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政治局只有几个常委。就是这几个政治局常委控制着7千万中共党员，进而控制着整个中国。“钦犯”高智晟的案子当然不会由罗常委亲自办理，但经其指示是不用怀疑的，判决书也肯定经罗常委知道并放行。这其间，虽然免去了对高智晟的身体与生命的伤害，但对高智晟的权利与自由的剥夺，以及对高智晟的精神和人格的残忍手段，罗常委也应该知道，并且已经满意才会给以过关。这是对人的精神和人格的制度性提防和仇视。这从根本上是对中国文化精神和人的精神的邪恶摧残和杀戮。这与身体与生命、权利与自由、精神和人格是人类文明确认并捍卫的普世价值格格不入。中共“三个代表”中的“代表”先进文化，对人的身体与生命、权利与自由、精神和人格的仇恨与杀戮，是中共“代表”的先进文化吗？
   
    2007年1月14日于贵阳
   
    （首发《自由圣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