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二个受人关注的事件。一是12月8日，贵州的数十名民运人士在警方的监视下于贵阳市花溪平桥召开了一个“人权研讨会”。到会的所有成员不但发表了自己的论述和文章。也代读了海内、外人士就人权问题而写的论文。无疑，这时一次成功的活动。其二是北京知名维权人士赵昕在四川旅游时，被不明身分暴徒毒打，这一案件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事后四川地方当局派人去医院看望慰问受害人，并支付部分医疗费用，拘捕了打人凶手。
   
    中共以往对待异议人士特别“民运分子”的态度是深恶痛绝，恨不能除之而后快，这次（尽管是地方当局）对待以上二件事情，确实与惯常的做法不同。受害人赵昕能这样快得到答覆和经济补偿，应属罕见。贵州民运人士尽管受到警方监视和警告，但能够顺利完成探讨人权问题的聚会也是一种极为少见的现象。

   
    其实我们知道，长期以来中国民众生活在高压下的恐惧之中，中共当局对民众基于不满做出的任何集体行动都十分惧怕，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如临大敌，对异议人士聚会更是如此。这只能说明共产党也时时被失去政权的恐惧所笼罩。苏联东欧民主化以后的中共尤其如此。中共与其他共产党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意识到自己欠下太多的历史陈帐，又不能不还。他们恐惧的逻辑理由是怕失去政权而后失去既得利益，进而受到追究和报复。按心理学的观点，恐惧的双方对峙时，都会增加对方的恐惧。这样一来，中国社会许多对立矛盾在激化中，就象处在火山爆发前的危险状态。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不同之处，是利益相左的人类群体之间──甚至是敌对双方，解决冲突的方式不断进步。对立的双方在斗争的同时，更加注重寻求沟通的渠道，了解对方的意图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对民运人士来讲，反对极权争取民主进步的斗争都是要讲究策略的，策略本身又以斗争作为前提。其实，从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出发，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意识到，社会需要一种中间的力量，如果这种理性的力量能够在相互宽容的前提下产生并扎根于中国，那么一个渐进变革的多元和谐的社会就会出现，那时的共产党就不需要恐惧于失去政权，而人民也将摆脱受恐惧笼罩的生活。
   
    以上二件事属於个案，还不能证明中共治下的中国社会出现宽容的空间，我们仅持审慎的乐观。中共领导人应该清楚的是，只有停止迫害异议人士、法轮功修炼者、维权上访人士、开放社会的空间，才有可能达到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须知，极权下的高压政策既不能带来“和谐”也不会“稳定”。
   
   
    （2005.12.14）原载自《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