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两大社会抗议的“三同两异”
   
   
    人性的幽暗深不可测，显现在人类共同生活的政治层面，就是无尽的战争、掠夺……。于是，人类的部分文明就体现在对人性的探索和政治制度的探索上。以政治制度的探索设计说，休谟的“无赖原则”也算突出贡献之一。该原则是说，在人类的政治生存中，对人性的约束，制度约束比道德约束更有效。这在另一方面，也是说制度约束，比道德约束更文明、更与时俱进。人类因之在工业文明时代，在国家内部有了民主宪政的制度约束，在国与国之间，经验了二战的灾难和教训，又有了联合国。

   
    近期海内外中国人有两大社会抗议引起世界关注，一是对中国大陆的《反分裂国家法》，一是对日本可能进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两个事件在时间的先先后后，有历史巧合的一面，但也有值得深思的一面，其间的“同”与“异”是值得深思之一。
   
    以下是三同：
   
    一同：历史之罪同。尽管一是抗议国内《反分裂法》及其制定者，一是抗议国外的日本政府，但两个抗议都追溯其犯下的历史罪恶。撇开掠夺不说，1937年—1945年的因抗日而伤亡的总人数是2258万，1949—？，中国因政策失误和各种运动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6000万（转引自东海一枭文），对历史罪恶的永记以作借鉴,两个抗议都有理.
   
    二同：拒绝忏悔同。今天的地球村人类，各政党、政府、国家都在对自己的“历史之罪”进行反思，以期有助于人类今后的共同和平。这种反思首先体现在对历史之罪的忏悔上。忏悔已不是一个随心所欲的主观态度，而是一个现实的秩序规则。以二战灾难而论，德国自始至今在公开场合，都有忏悔，日本没有，从我们这一代人的切身之痛的最近的“六·四”屠杀讲，中共也没有忏悔。两个抗议的实质，有强烈要求作恶者作出彻底忏悔的这一面。
   
    三同：作恶者同是统治者。抗日战争和中共建政后的历史灾难（暂不算国共内战死亡），受害者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的人民。尽管抗日战争的灾难来自他国，但灾难本身却是实在的，不能说中共给本国人民制造的灾难不是灾难。同理，给中国人民制造灾难的，不是日本人民，而是日本的统治者，在统治者和人民的关系上，中共和侵华的日本政府同属统治者，这是抗议要记住的。
   
    以下两异：
   
    一异：有无规则约束之异。日本进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首先要受到联合国自身的规则约束，更重要的是要受到中、美、俄等强于日本的现实政治力量的约束。规则加上现实政治力量，尽管不一定使日本的战争习性，从根本上改变，但其随心所欲发动战争的空间也有制约。应该理解抗议的民族情感和情绪。中共在国内至今还没有规则约束（宪法），也不存在现实政治力量的约束（中国没有合法的政治反对派）。以对中国人民再次制造灾难的可能性论，抗议要求国内建立起对中共的约束规则和现实政治力量，当属必然之义。
   
    二异，抗议的组织层面之异。两个抗议都属正义抗议，一为有组织的，一为自发的，但不管其如何，有抗议正义性，有抗议对象，有抗议行为，都可见为今天的中国人已不是浑噩，孱弱的中国人。
   
    综上所述，应肯定这两大社会抗议，尽管因其时间上先先后后的巧合，但不致有混淆真凶之弊，记得童趣时代有“抓小偷”的游戏，多个“小偷”中抓到一个，还有另一个，到底都要抓住，游戏才会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