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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西：文化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之辩 【贵阳民主沙龙星期五时政大家谈】
陈西：文化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之辩 【贵阳民主沙龙星期五时政大家谈】
文章摘要: 文化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之争很有必要，它让我们看穿了共产党的专制文化理论说词。在它的说词之下，被认定为文化素质极差的中国老百姓，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缺了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中国就会大乱。于是，得出的结论是，“老共不能走啊！”？
作者 : 陈西,
發表時間：4/23/2007
杜和平：中华民族的衰落引发了百年以来的追问，于是，就有了早期的“中体西用”，官方推崇的“船坚利炮”的洋务运动，这被称为“物质决定论”、“经济决定论”、“科学决定论”、或者说，器物层面的论说；“甲午海战”，强大的大清帝国“北洋舰队”被极小的日本舰队消灭引发了朝野的反思，“中道西器”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遭到否定，这就有了第二阶段制度层面的学习，即“制度决定论”的产生，这一阶段从清朝末期清政府的“新政”、“预备立宪”的宪政改革失败，宋教仁的民主宪政破灭，到袁世凯称帝为止；中国落后的追问进入到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就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由于中国文化主要表现在道德伦理层面上，就有“文化决定论”、“观念决定论”之说。但是，走到今天的中国并没有走出这“三阶段论”的怪圈，我们该怎样看待中国的出路？我们该怎样厘清我们中国人心中的死结？大家可发表各自的高论。
刘新亮：我是主张文化决定论。一切制度，包括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都是由文化来决定的。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的过程也是由文化决定的。
我有三个理由来说明。第一、文化的产生先于制度的产生。我们大家想一想，几万年前、十几万年前，甚至更早，人类刚刚从树上下到地面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原始人，他们就已经有了文化。我在我的《中国文化论》那本书里写到：“当原始人用树叶遮挡自己的阴部，当原始人用树枝穿过孔，把饰物挂在脖子上的时候，文化就产生了，那个时候还没有制度，只是产生了催化制度的萌芽。”这是从时间的先后来说明。第二个理由、一切制度都是人们根据自己的一些观念、一些意思、一些需要和对事物的看法来设计，来制订，并执行于社会的。而这些观念、看法、意识、或者说，构成制度的内容本身就是文化，这是文化决定制度的第二点。第三、我谈一谈欧洲历史与中国历史。我们从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来看，是先有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还是先有资本主义的文化？很显然，是先有了资本主义的文化，即，“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而后才经过“宪章运动”、“法国大革命”才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我们再看看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很单调，几千年来都是朝代更替，人人走的道路是打倒皇帝当皇帝的路，没有出现打倒皇帝不当皇帝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中国的文化决定的。中国的文化决定了人们必须走打倒皇帝当皇帝的路。要改变不当皇帝的结局，只有改变中国的文化。在十九世纪末，西方文化传入中国，我们看到，才使中国文化有了一点改变，这个时候，打倒皇帝人们才不再想当皇帝。但是，并非人们不再想当皇帝，而是不敢当公开的皇帝。皇帝虽然被推翻，一个没有皇帝的制度仍然在骨子里面充满了想做皇子皇孙的人，这些人都在想方设法，变着戏法的要当皇帝。今天的共产党把“家天下”变成了“党天下”，实行一党专制，没有皇帝的制度仍然是专制极权的制度。
申有连：这次有关文化的讨论启始于我们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刘新亮的结论是最好的注释。他是否定中国文化的，我们在座的有几位则是对中国文化表示赞许，或者说，并不否定中国文化。我并不是对中国文化不加鉴别的愚昧赞许，我也并不是对刘新亮的《中国文化论》一味的否定，我还赞赏应该跳出地域文化的认同圈，把文化摆放在大的格局中来认识。在一个大的格局来谈文化与制度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全新的对文化与制度的再认识。
大格局不必细分贵州文化与中国文化，或者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硬不应该把千年以来的儒家文化割裂开来当作中国文化，舍弃了秦以前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当今的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是不可能被封闭和分离开的，人类世界的优秀文化已经渗透到中国文化中，中国文化包含着许多有关民主、人权、分权制衡的东西。这些东西其中一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就有的，周武王的“分封制”，春秋时期有“广开言路”，历史上一直遵循“杀人者，偿命”。这里面都包含着民主、人权、分权制衡的思想。今天这种思想在大格局的文化流动与传播中，更加巩固和具有普遍性。难道在座的各位以及一般中国民众都不知晓民主、人权、分权制衡、宪政等等？难道中国人需要先有所谓“先进文化”的洗礼才能进入民主宪政的制度？文化决定论显然是自欺欺人，是中共应对世界民主潮流搪塞要求改革呼声的翻版，即：中国人素质不高，还不能推行民主政治改革。今天的社会瓶颈问题是政治制度的问题，决不是文化的问题。
中国为什么会采取中央极权制？而没有实行民主宪政制度？这与文化没有多少关系。主要的关系是帝王制度的存在不但没有得到有效的制度制衡，而且还得到推波助澜的膨胀。再说，民主宪政制度也是近两百年来才逐渐成熟被世界公认，出现在世界的。
陈 西：用“文化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之争”来命题，的确，对我是有点苛求。以上几位都讲得很好。我愿意用我的解答方式来回应这个论题。
当今社会有这几种“决定论”说词：当饥肠辘辘，饥不择食的时候，就有“物质决定论”；当吃饱了饭，依然贫穷，没有多余钱财消费时，就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定论”；以后还有“科学技术决定论”、“教育决定论”等等说法。可见，以上说法都是浅薄的，不值得一提的。值得我们一提的确实是今天的命题。但是，除了文化决定论、制度决定论之外，还有没有更有意义的话题值得一提？
我说：有。这就是“信仰决定论”、“神本论”、“基督教决定论”之说。
动物与人的最重要区别往往被说成是思想、文字、劳动等，其实动物与人最集中的区别是信仰。惟有信仰才可以作为区分人与动物的标杆。因为有了信仰，人才不会被动、任由它物的摆布、降格的生存；因为有了信仰，人才会有尊严、有位格、有方向标杆感，不随波逐流。动物是凭肉体散发出来的兴趣指导生活，人则是凭定力于心灵的信仰指导生活。
人世间，人的存在是最重要的。这就有了“大写的人”，“以人为本”，“人本论”的说法。但是，求证人的存在不能从人本身求得，求证人是世间最重要的因素，或者说是处于中心的位置不能从人手的所作所为证明。反之，只能求靠于“神”。即，那个创造万物，以自己的模样制造人的“神”，这就是基督教神学的启示。也就是说，“以人为本”的“人本论”并不能够得到它要的东西，往往高喊“以人为本”的人是最贯于蹂躏同类的，张狂的倡导“大写的人”是最瞧不起不如自己的人或身份低微的人的。惟有通过神到人的曲径，人才可能寻找得到人的本真。这就是“人本论”与“神本论”之争。
看似我扯远了，实际上，把上面所提到的各种不同“决定论”按“词典式排列”，或者说，组成一个有机的结构图，这就是我要表达的方式。
近一点说：我是一个民主党人，我更多的是致力于民主宪政制度的建立健全。就这一点，我是一个制度决定论者。远一点说：我是一名基督教徒，我要终生地追随我的神。依这一点，我是一个信仰者，与文化决定论无涉。因为，一些文化意识、一些观念、一些知识不是靠人的道德思想就可以得以实践的，往往靠的是信仰的力量才能够去实现。为什么宪政民主制度的产生首先是在基督教文化的欧美国家，而不是其他，这不是偶然的。没有对超验正义的信仰，就不会有现代宪政民主制度；超验的信仰承载并阐明着普通的道德文化。信仰决定论与文化决定论属于不同的层次。
全林志：是文化决定社会的存在或走向，还是制度决定社会存在或走向？题目应该是这样的。我个人认为：决定社会的存在和走向的因素是多重的。单一的决定论给人带来误区，认为社会和人类的存在是由某种因素决定的，社会是可预知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可操纵的。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历史观和进化论相同。我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人类社会的存在和走向是不可预知和操纵的，人类社会不是线性的发展观，而是非线性的发展观。就是说，影响社会的发展和存在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也包括不可知的因素，我们既不应囿于某一决定论中，也不应太相信某一决定性因素。
刚才陈西讲了多种决定论，特别提到宗教信仰的决定论。中国佛家的思想讲“修因工”、“因果报应”的宿命论，散布逆来顺受，虚无飘渺的思想。这对信佛的人来说，也是一种决定论。但是，不能与上面我的“多重因素论”相混淆，让人进入空虚与无为之中。
我们生存在当下，我们始终有一个方向感和目标感，这就是我们坚定不移的信念和信仰。我认为，我们应当从这一点出发，看到我们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制造我们当今社会动乱不稳定的主要根源是什么？是政治制度落后的原因。民主政治制度是全世界公认的普世制度和理顺所有社会矛盾的机制，而我们国家则抱着几千年的专制极权制度不放，继续宰割和奴化十三亿中国人，把全中国人捆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已经使中国人吃透了苦头，我们中国人当下需要的是一个不受捆绑的制度。否认一种制度，认准一种制度。我认为，这是当今我们应看到的主要问题。抓住主要矛盾不放，这是否就认我为“制度决定论”者？
陶玉平：在文化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的之间，我赞成刘新亮的观点。只是，我要谈些对人的看法。共产党说，是历史，是中国人选定了它们的一党专政。如果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对当今在中国的一党极权制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共产党也这么认为，是人民选择了它。中国人遭受共产党五十多年的暴政统治，身受其害，每一个人是不都有责任。然而，有人要推卸责任，说，中国的落后与我无关，我们从来就没有过自由选择的权利，一党专政是共产党强加给我们的。这句话说得也对。但是，是制度里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还是文化里没有自由选择的意志？中国人历来就做贯了顺民，惟君王父命是从，文化里从来就没有过自由选择意志的高歌，何来制度里自由选择权利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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