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和谐本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终极目标。然而，自1793年法国大
    革命进入了以杀戮为目的的大恐怖年代，它开始时所倡导的“自由、
    平等、博爱”的和谐与自由的社会，在罗伯斯庇尔的断头台下已不复

    存在。在它的进程中，恐怖及暴力革命的幻想不断地被夸大，以致于
   
    刺激着狂热的革命者向杀戮的暴力行动急速的转化。当“自由、平
    等、博爱”的自然演变已跟不上革命者狂热的幻想，随着革命的急流
    向前涌进时，所有的和谐都被搅乱：人伦的道德与宽容的情怀，被大
    革命恐怖暴力的旋涡，无情地卷进了无底的深渊，从而产生了以断头
    台的恐怖来平衡社会的稳定与秩序的现象。
   
    中国于1966年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法国大
    革命的暴力及恐怖的遗产：它一开始主要是清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当权派，可是，随着共产主义狂热幻想的不断刺激和煽动，它的恐
    怖年代进入了杀戮的高潮。
   
    王毅在《“文化大革命”野蛮性和残酷性的文化根源》这样描述：
    “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的6天里，北京大兴县就有13个公社48个大
    队在红色恐怖的大屠杀中先后被杀害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就有
    325人，遭满门抄斩的有22户，其中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
    天。在广西武宣县，由于红色恐怖的弥漫，那里已退化到蒙昧的原始
    时代。那些‘造反派’们以猎取‘阶级敌人’的脑袋为最大乐事，在
    光天化日之下，大批的‘阶级敌人’被活杀熟食，被食者达100多
    人，其中被吃肉后砍头的1人，被挖心肝的56人，割生殖器的13人，
    全部躯体被吃光的18人，活割生剥的7人。在武宣县武宣中学，甚至
    出现了大批学生在批斗了教师和校长后，在校园内就地架起简易炉
    灶，将他们宰割而煮熟后分食的惨剧。”（笔者作了些文字改动。）
   
    40年后的今日，我们的后代又是怎样的一个群体呢？狭隘的“爱国主
    义”思想、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潮、以及“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
    的狂热幻想，加之高考落榜、失业贫困、超凡的理想不能成为现实
    ──所有这一切都使他们变成了一群群愤青。当美国在2001年9月11
    日遭到恐怖主义袭击时，他们高唱爱国歌曲，举杯狂饮，象过狂欢节
    那样地疯狂。当“基地”恐怖组织的任何一个头目出现在电视屏幕上
    时，他们欣喜若狂而振臂高呼其人的名字。当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恐怖
    暴政被打垮后，他们擂胸蹬足比死了自己的亲爹娘还要悲愤。从当代
    中国青年如此狂热悲愤的喧嚣，我们仿佛又听见了200多年前、法国
    大革命中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嗜血者们在断头台前那嫉妒、仇恨和恐
    惧的演讲，以及40年前“文革”中那些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学生们
    对“阶级敌人”的血海深仇所表现出的疯狂愤怒。
   
    如果说一个社会只呈现出一种单一的政治观念，以及只信仰一种宗教
    似的思想意识形态，又只能由一个政党高高在上地象偶像一样供人敬
    仰膜拜，而且批判不得，若越雷池一步，重者杀戮，轻者关押，那么
    这种社会只能称之为专制暴政的社会。
   
    和谐的社会，需要宽容的情怀和自由的理性。在这种社会里：多元文
    化在继承传统文明菁华的基础上，展现出人伦道德的那种博爱的互助
    精神，冲突和争论在宽容的体谅中得到妥善的解决和暂时的平衡。人
    们在自由的理性中平等地竞争，以自己的才能各安其位，为社会创造
    着精神和物质的财富。在政治上提倡多党团竞争的选举格局，法治应
    在各政党及新闻舆论的监督下，维护社会的方方面面不受恐怖暴力的
    侵害。
   
    宽容的情怀及其精神，在中国几千年中都作为一种主题被探讨和论
    证。但是在封建帝王和恐怖独裁者的强权统治下，这一主题永远都被
    独裁者们用复仇、杀戮、恐惧、野蛮的手法所煽动起的尘嚣将其深深
    地埋葬。然而，现在所提倡的“和谐社会”又再一次将宽容的情怀这
    一支撑社会和谐的基础全部抛弃。这不能不使人们感到匪夷所思。
   
    和谐社会应具有宽容的情怀及其精神。这是毋庸置疑的。也只有实现
    了真正的自由与和谐的社会，才能根除恐怖暴力对人类的残酷侵害。
   
   
    （2005年8月8日）
   
   
    转自《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