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悉高智晟于12月22日走出中共的监狱，回到自己的家里，非常激动和高兴。在中国，一个关心中国民众生死权益的人士，从逮捕到释放这样不算太长的时间里，走出中共的监狱都是艰难的。这是中国民主政治运动的一件喜事和大事。高智晟的胜利归来，是中共的失败，是中国人和关心高智晟安危的国际社会的胜利。这个胜利是历史性的，是中国民主政治运动的极为重要的成功经验。
   
   

    旗帜就是旗帜。高智晟从陕北油田维权案开始，经“朱久虎案”、“太石村案”、“郭飞雄案”、“陕西铜川煤矿案”。2005年10月18日，高智晟律师又发表了《停止迫害自由信仰者改善同中国人民的关系─高智晟致胡锦涛温家宝的公开信》，公开为法轮功辩护，为改善中共政权同中国人民的关系进言。于2006年，高智晟又发动并组织了全国性的“绝食抗暴维权运动”。“高”字大旗一路走来，每一步都是一个脚印，每一步都踩得中国的大地咚咚咚响。高智晟律师的律师之路，一直是沿着维护中国人权走来的。既是法律维权，又是政治维权，因政治而法律，因法律而政治。高智晟律师为法轮功辩护的《公开信》，哪里还是中共的法律，根本就是货真价实的政治。
   
    因为维护中国民众权利，高智晟一直遭到中共当局的连续政治迫害。高智晟律师事务所遭到停业，高智晟律师本人还遭到中共便衣的跟踪和骚扰。尤其是，“绝食抗暴维权运动”之后，中共对“高”字大旗更加张惶失措、仇恨在心。这也是中共当局的日常政治记忆，是中共政权得以维持和继续个阴暗心理和残酷手段。根据郭飞雄先生〔《大纪元》记者高凌报道〕的透露：“据内部人士透露，中共内部最近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对高智晟和郭飞熊下手。”2006年的8月，中共终于不惜一切代价对高智晟律师下了手，实施了黑社会绑架式的秘密逮捕。
   
    中共的抓人和杀人，不能象一些法律学者研究的是什么西方意义上的违反“法律程序”之类。中国没有维护社会公正、宪政意义上的法律。中共的抓人和杀人，是其邪恶本质的手段和延伸，是为维持其政权服务。即使今天，中国也没有什么司法的独立。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的所有触犯刑律的人，一经判刑送往监狱或劳改农场，即使刑满以后也不允许回到服刑前的所在地，终生在服刑的监狱或劳改农场成为劳释人员。尽管刑满和释放，但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社会自由。他们刑满和释放后，尽管可以不进高墙铁网，但依旧不允许离开服刑时期的地方，依旧受到中共的管教干部的监督和训斥，他们刑满后的工资低得可怜，他们被称为“老就”（刑满就业人员）。因为漫漫人生中的一次偶然犯罪，就终生为奴，终生为“老就”， 终生为劳改释放犯。另外一面，中共的党员们，在触犯刑律之后，还可以有“刑不上大夫”的赦免，可以以保留“党籍”、“留党查看”之类，“家法”替代公法律。这就是对“中国法律”最好的说明。
   
    用中共的政治修辞，中共是错误的估计了形势。中共以为抓了高智晟，中国的维权运动就会被打压下去，就会一蹶不振，中国人就会被恐吓住，中国人的人格与精神就会萎缩，中国人的思想与现实政治思考糊涂和苍白，中国的亿万张嘴巴就会哑巴和沉默。在秘密逮捕高智晟的中共的犯罪中，中共以为会象以前的对付张志新、遇罗克们一样得手和得逞，中共是错误的估计了形势，是犯了一个低级和愚蠢的错误。
   
    中共老大一个政治集团，用中国人的钱和国家财富、国家资源，豢养几百万智囊谋士，每天绞尽脑汁地研究怎样控制中国人，面对一个人的行为，竟然犯了个低级错误，动用国家机器，引发了全国的群情激愤和国际社会的紧密关注。
   
    “学得文武艺，卖给帝王家”，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一种价值方向。帝王家就是今天中国的中共政权。高智晟的“文武艺”， 高智晟的法律专业知识，没有卖给帝王家，没有卖给中共政权，没有为一个邪恶政权收买和服务。而是无私奉献给中共治下中国的弱势民众，奉献给中共治下被掠夺和被欺凌的中国民众，中国的法轮功民众。无怨无悔，百折不挠，越挫越坚。其丰满强劲的生命中有一种同样丰满强劲的生命信念和社会信念。
   
    我们今天说中国自由文化复兴，在中国的特定社会政治现实下，自由文化就是“关怀文化”与“正义政治”。我们理解的中国自由文化复兴，不大可能是复兴中外古贤的闲散人生状态，或什么依附纯粹学理上的消极自由之类，也不应是人类浪漫时期的或气吞宇宙，或无病呻吟。我们理解的中国自由文化复兴，应有一种历史使命感和民族危机感。这就是直面中共政治下的虚妄文化和邪恶政治现实。
   
    面对中共的文化邪恶和现实的政治邪恶，我们需要一种抵制与对抗的文化和政治。这种抵制与对抗的文化和政治，就是关怀文化与正义政治。“高”字大旗就是高扬了这种关怀文化与正义政治。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前行，是向着一个宪政与相对和谐社会的方向前行。在中国的特定社会政治现实下，这一前行还离不开思想和政治运动。面对中共的邪恶政治，愤怒者有，思考者有，谴责者有。或者说中共的邪恶政治，制造了一个愤怒者思考者谴责者都具有规模的这个中国社会。但，相应的，有质量、有规模的社会行动却不多，仅仅这个意义上，以高智晟及其维权行动为象征、为模范的社会行动确实有伟大意义。中国的思想及政治运动，仅仅从组成或结构上讲，离不开民众和领头人。
   
    行动来源于社会良知与信念。“高”字大旗的意义，还不止于其行动的意义。事实上，在中国的民主政治运动中，并不缺少旗帜级别的社会活动家。中国的民主政治运动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涌现出旗帜。高智晟的意义更主要在于其道义质量和精神质量。何为道义质量和精神质量，就是一以贯之的坚持纯粹正义，不是从策略、不是从自己的你来我往的抵制而抵制，不是徒有虚名的政治打折。而是坚决抵制任何形式的邪恶，无论其是形而上的、形而中的、形而下的，无论其是抽象的或现实的，也无论其是自己阵营中的或对方阵营中的，一概抵制。中国社会缺失道义质量和精神质量，已经很久。中国的民主政治运动需要这种道义质量和精神质量，中国未来的宪政社会也需要这种道义质量和精神质量。这，就是“高”字大旗！
   
   
    2006年1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