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慕涵
   
   妈妈：您好！

   APEC峰会下星期要在悉尼召开了，届时会有美、加、中、日、韩、新西兰等21国的首脑和部长来参加。虽然主要议题将为经济合作、地区安全、以及气候变化等大问题，老百姓并不关心，但悉尼仍因这些头头脑脑的来临而备受瞩目。
   
   我不由得想起了2001年在上海开的那次APEC会。没办法，印象太深了。
   
   2000年的秋天，也就是那次APEC会的一年前，我刚从大学毕业。虽然APEC这词已经在电视里滚动出现了，但医院团委书记来科室动员我报名做APEC志愿者的那天，我还没明白这这是个什么会。
   “这个APEC到底是什么呀？”我小心地问。
   “亚太经合组织。”团委书记是个护士出身的小姑娘，平时说笑起来挺可爱，可今天很严肃。
   经济合作，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心里咕哝着。
   “那我不报名可以吗？”我斗胆问。
   “这样吧，我先把你的名报上，你再考虑考虑吧。”小姑娘的口气不容置疑。“这个星期六下午，在××中学面试。”
   
   那个周末，我们区卫生系统的准APEC“志愿者”们一起舟车劳顿地赶到市中心。大家互相一介绍，原来都是当年毕业分到医院的研究生。几乎每个人当时都处于各科室轮转中，辛苦得紧，有人甚至是前一天晚上刚值了夜班，睡眼惺忪地就直接从医院过来了。
   
   为什么当个志愿者要这么高的学历呢？大伙儿估摸着是因为志愿者要说英语招待各国来宾，那个区的医院没什么涉外业务，当医生越久越不会说外语，医院大概知道研究生毕业要通过英语六级考试，刚毕业总还没忘光，所以就把我们抓来了。可其实，医院没有打听仔细，我们当中有个姑娘大学学的是俄语。
   
   有面试就有考官。到了那个中学，我们被安排进一间教室坐下。面前两个中年男子并不自我介绍，不知是何方神圣，但要求我们用英语作自我介绍（果然没猜错）。虽然通过六级，可那是笔试，而且研究生们普遍是在刚考上研究生的时候就把这个拦路虎给灭了（因为考研究生时也要考英语啊），毕业时英语水平已经下降了两三年。于是一众人挨个含羞低头结结巴巴说起来。说实话，大伙儿带有各地口音的英语还真是不好懂。俄语姑娘没办法，混在里面说了两句。
   
   考官很和善地含笑点头。但果然，又要我们再用中文介绍一遍自己。俄语姑娘这回开口说明自己刚才讲的并非英语。“俄语？”考官的笑容有些僵硬，但随即恢复正常。两人又问了我们一些其他的APEC常识，让我们退下。大伙儿出来，一致认为考官以为俄语姑娘讲的是英语：至少，他没听出来是俄语。可俄罗斯也有人来开会吧！我们这里有专才，做个志愿者应该没问题。
   
   但这事后来就没了音讯，团委书记再也没来找过我们。直到一个同事说，她在大学念书的儿子同样被拉壮丁去面试，现在已经开始上志愿者的培训课了，我们才知道原来自己第一次面试都没通过。全民总动员对统治者就是有这个好处，虽然大家都知道是劳神费力与专业无关的事情，可要真是没被选上，还真会让人怀疑一下自己的素质是否真的太低，而不是怀疑这么多人是否都在无用功。就像小时候为了去少年宫迎接外宾，练习手持鲜花蹦蹦跳跳并口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假天真，没被老师挑上的反而会很气馁。
   
   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同事后来说，儿子的培训课每周末上半天，竟上了将近一年，让他叫苦不迭：占用的全是业余时间而没有任何补偿，又管得比学校还紧。小伙子不敢逃课，只好把自己的书带到那儿去偷偷看。而最冤的是，2001年的APEC会真开的时候，他并没有被安排做任何志愿者。
   
   据事后上海的新闻报道，当年上海最后真正成为志愿者的才2000多个人，百里挑一还不止，比考大学难多了。因为“APEC会议是1949年以来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层次最高、影响最广的一次多边外事活动”，所以副市长对志愿者提出了“要有过硬的思想政治素质、娴熟的业务技能、良好的文明礼貌和道德水准、快速的应变能力、吃苦耐劳的奉献精神和严格的组织纪律”的要求。
   
   难怪这么多人选不上！当年一度，我认为选“志愿者”就是劳民伤财的代名词，就是和平时期的人海战术。
   
    女儿
    慕涵 上
    2007年9月1日
   
    陈慕涵，澳大利亚公民，中医硕士，卫生信息学硕士。2006年5月她母亲香港居民曾爱华因在住所被抄出法轮功书籍、新唐人电视台节目和《九评共产党》光碟遭上海警方逮捕，2007年2月12日被非法判刑三年。2007年4月16日被送往上海市女子监狱。入狱后一周，曾爱华突发重度高血压。狱警在家属电话询问时播放谩骂法轮功的监狱洗脑录音。
    具体迫害单位和个人为：上海市女子监狱五监区狱警中队长施蕾、大队长袁某，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沈黎，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法官石耀辉、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李剑军、浦东新区公安局国保四科科长竺某、张某、奚伟忠，上海市公安局国保科王姓警察，浦兴路派出所邱麟。
    自母亲被非法关押后，陈慕涵多方呼吁营救，得到澳洲、香港政府及多位议员帮助。2006年7月13日在香港期间起，她开始公开每日给母亲写的信。

此文于2007年09月01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