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慕涵
   
    妈妈：您好！
   

   住在悉尼这样的国际性城市的一大好处是经常可以遇见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有时，偶然的擦身而过也能让人回味良久。
   
   那天，我到机场接机，打车回家时请司机给我指点道路，司机是一位50岁开外的白人，头发花白，皱纹深刻。除了为我指点一路上的转弯和变道，他还教会了我怎么找拍汽车超速的摄像头。于是我们聊了起来，
   
   他问我汉语有多少字，我答常见字是两千，但因为是象形文字，没有词根，因此比英语单词难记，而且语法也不规范。他耸耸肩说自己这辈子大概是没可能学中文了，因为他学英语的时候，就只记得住有规律的东西。
   
   我觉得他说话有口音，但分不清是哪里人：英国人说话个个字正腔圆，美国人讲话好似打了蜡般的顺滑，德国法国人说的单词有棱有角，南欧人的英语粗听起来比我好不了多少……我的语言辨识能力仅限于此了。趁这机会，我问他是从那里来的，他回答说：“拉脱维亚。以前是苏联的一部分，共产主义国家，现在加入了欧盟。”
   
   原来是这样！我升起了浓厚的兴趣，问他对共产主义的看法。
   “我恨共产主义。”他的回答倒很干脆。
   “是在离开拉脱维亚之后还是之前？”
   “在离开之前就恨了。”
   这个回答还是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你在那里的时候能知道真实的情况吗？”其实我是想问，在苏联怎么能逃脱洗脑。
   “老人们会告诉我们以前的事情：俄国人来之前是什么样，共产党来之前又是什么样。”
   “哦，我还以为拉脱维亚一直是俄罗斯的一部分。”我为自己的历史知识缺乏而羞愧。
   “在1918年以前，拉脱维亚长期被俄国占领。1918年它宣告独立。１９４０年，成立了共产党政权，被并入苏联。”
   “成立共产党政权是人民的选择吗？”我想知道那里和中国有没有区别。
   “当有人用枪顶着你的脑袋的时候，能说有选择吗？”原来还是一样。
   
   他告诉我，他们在学校里学了很多有关中国的东西，甚至还被教唱歌颂毛泽东的歌曲，因为在斯大林死后毛被认为是共产世界的老大。我想起自己小学里唱过的同样歌曲，不知道现在的中国小学生是不是还在继续唱呢？
   
   我告诉他，我的妈妈因为印法轮功资料在中国被判了三年刑，现在正在监狱里，而特务甚至来过我澳洲的家里。和西方人的反应不同，他表示同情，但并不惊讶。相反，他问我有没有检查过家里是否被安装了窃听器。
   “没有啊！我只知道我的电脑上的几根连线被拔下来了，还有变压器被弄坏了。”有这么严重吗？这毕竟是在澳洲啊！我想。
   “你得查查。”他讲起了自己的经历。“我年轻时有一次到莫斯科参加考试，住在旅馆里。学生没钱，就自己洗衬衫。有一次洗完，我把湿衬衫挂在一个架子上，听到了奇怪的声音。他们在旅馆房间里安装了窃听器。”
   我不明白湿衬衫和窃听器之间的联系，但我相信他的话。“他们是为了你装的窃听器吗？”我问。
   “应该是旅馆的房间都装了。”他的回答让我想到最近非常流行的电影《窃听风暴》，还有以前我所不相信的外国人到中国以后都一直处于被监视之中的说法。
   “可是他们怎么能安排那么多人在听呢？”
   “你永远想不到他们花了多少钱和人在监视民众上！”
   
   这也是共产党国家民众和西方人之间的区别了：就像共产党国家的法律对犯罪嫌疑人作有罪推断，没判刑之前也要把他们隔绝音信地关起来一样，共产党国家的人也毫不吝惜对共产党的罪恶推定。因为他们亲身的经历告诉他们：没有什么令人发指的罪行共产党做不出来。
   
   这在正常思维的民主社会里有时会难得到响应。正如这些国家的法律做无罪推断，不能证明对社会有危害的人在被判刑之前会被允许保释一样，大多数人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不愿意把事情想得那么坏。
   
   但是，这样的原则对于共产党国家并不适用，甚至在很多时候会起到姑息纵容的坏作用。因为共产党国家最丑恶罪行的原因并不是一两个领导人的疯狂失控，也不仅仅是制度性的缺陷，而是邪灵作祟。其罪行邪恶的程度大大超出一般的坏人所能做的坏事（比如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又因为是利用国家机器在犯罪，罪证会被牢牢控制不外泄，甚至不惜杀人灭口。好在，现在有《九评》，已经分析得很透彻了。
   
   我又问他怎么出国的。他说，他在拉脱维亚递了到西德的签证申请，被批准后出来的。但之前他还需要得到他所在市的政府的批准。因为有官员看中了他住的老式房子，他出国后房产可以收走，就被批准了。还有这样的！我暗想，原来贪污腐败也是一样。
   
   他还说，当时拉脱维亚的政策是一个家庭里不允许都出国，一定要至少留一个下来。这样，出国的家庭成员受到牵制，就不敢做什么令共产党当局不高兴的事情了。我想起上海警察所称的我在海外营救您会对您不利的恐吓。看来连坐也是一样！
   
   聊着聊着，他突然说：“要是在几年前，我都不会和你说这些事情的。我会怀疑你也是他们派来的。”我很惊讶，于是他接着说：“我小时候会说三种语言：拉脱维亚语、俄语和德语。但我从来不告诉别人我能说德语。因为我的家乡是个港口，如果别人知道我说德语，当局会怀疑我透露国家机密给从德国来的水手。”原来制造恐惧确实是一切共产党国家的看家法宝，“泄露国家机密”也不是中共发明的迫害借口。
   
   “不过现在这些都过去了。” 老司机的语调终于开始轻松，“现在拉脱维亚已经是民主国家了。”这让我终于想起了我们之间的差异：我不能对对别人说同样的话，我的妈妈还在牢里。
   
   到家了，我下了车。悉尼依然是晴空万里，蔚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看起来和我们刚才聊的话题毫无关系。
   
   阳光照在这个来自拉脱维亚的老司机的脸上，他的微笑和皱纹同样深刻得令人难忘。他挥挥手和我道别：“很高兴和你聊天。现在你知道我所有的事情了。”我也笑着作答：“我也很高兴。现在你也知道我和我妈妈、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事情了。”“嗯，”他点点头，“希望你们一切都好。”
   会的，我们会很快好起来的。我在心里回答。
   
    女儿
    慕涵 上
    2007年7月11日
   
    陈慕涵，澳大利亚公民，中医硕士，卫生信息学硕士。2006年5月她母亲香港居民曾爱华因在住所被抄出法轮功书籍、新唐人电视台节目和《九评共产 党》光碟遭上海警方逮捕，2007年2月12日被非法判刑三年。2007年4月16日被送往上海市女子监狱。入狱后一周，曾爱华突发重度高血压。消息由 2007年5月中旬曾爱华写给家人的信中传出曝光后，家人再也没有收到曾爱华的信件。对此，狱方解释为曾爱华没有写信的意愿，并继续拒绝回答家人的问询。
    具体迫害单位和个人为：上海市女子监狱五监区狱警中队长施蕾、大队长袁某，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沈黎，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法官石耀辉、浦东新区人民检 察院检察官李剑军、浦东新区公安局国保四科科长竺某、张某、奚伟忠，上海市公安局国保科王姓警察，浦兴路派出所邱麟。
    自母亲被非法关押后，陈慕涵多方呼吁营救，得到澳洲、香港政府及多位议员帮助。2006年7月13日在香港期间起，她开始公开每日给母亲写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