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楼市怪兽要的就是一党专制的命
郭永丰
在中国，虽然楼市日渐火暴，房价越来越高得惊人，而致使广大普通百姓，愈来愈望楼兴叹。但是，即便就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中国还依然不是一个完全商品房的时期，这是因为所有房价远未全部开放。按照各地房产局的说法，为了广大工薪阶层的利益，尤其是为了让所有中低收入者真正能购买起房所专门设立的项目，比如九江市房产管理局最近在建设部网站所发布关于九江市2007年度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项目招标公告指出，九江市2007年度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项目经九发改投资字[2006]473号文批准建设。根据九府发[2007]4号文的“政府组织、市场运作”的原则，现采用公开招标方式，邀请符合条件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参与竞标，择优选择具有实力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具体实施。
可是，当我们真正实地考察一下这类所谓经济适用房的真面目和实际用途时，尤其当我们看到有关这类房子的大多数都被中共官僚政客及其亲朋好友率先瓜分完备之后，我们就极难想象这其中还有什么经济适用房的本来面目。
记得在早些年的深圳，中共党官们就为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尤其是为了所谓政府员工的切身利益，就曾多次倡导并大刀阔斧地修建福利房住宅区若干，微利房住宅区若干，但结果又是怎样一种局面哩？
当然，我们在此也不否认在当时的所有政府工作人员都获得了这样的便利和先决条件，但是，那些拥有户籍的绝大多数人口，虽然相比于这些已经获利的人的数目更为庞大，但他们全部都享受到了这种福利和微利了吗？就大相径庭，完全事与愿违了。尤其是，根据笔者观察，由于福利房价格更便宜，全部都叫党的更高官员及其亲朋好友率先瓜分完了。真正能够得到微利房的中低收入者，尤其想让纯粹属于最低收入者们获利，也便只能做梦了。
后来，当福利房逐步被取消并淡出市场，在微利房蓬勃发展的几年里，实际上，这所谓的微利房，也被不法官商倒买倒卖，在真正属于最广大的中低收入者面前，已根本不是什么微利房了。最近几年，伴随着商品房市场的日渐火暴，这微利房也似乎越来越淡出深圳的市场了，虽然还远未绝迹，但这种改头换面换汤不换药，又以所谓经济适用房面目出现的新楼房项目，却在全国各地蓬蓬勃勃地发展了起来，这实际就是各地党官对各地公众福利更为惨无人道变本加厉地狂掠滥夺。而对于真正属于中低收入者本身来说，这也绝对不是什么大好事。
但是，这些号称人民公仆的所谓中共党官们，却在明处，阳光下，公然如此叫嚣着，并还大言不惭恬不知耻地到处炫耀着，而招摇撞骗不止。
最近，笔者在内地媒体看到，建设部原司长说，低收入者不能期望靠调控降房价。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也撰文指出，中国房价的高涨，可以说都是腐败惹的祸。因为房地产是当前中国社会中最能够展现权钱交换关系的典型领域之一。悉数近几年落马的高官，无一不染指房地产领域。只要“有公章之处，就有滋生灰色成本的可能。”开发商因行贿官员而产生的腐败成本，全部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最终导致房价畸高，商品楼里很多都带着腐败的味道。与其“仇富”不如“仇腐”。郎咸平认为，要落实好房地产调控政策，中央政府只有继续坚决反腐才行。
但笔者以为，如果始终不改变滋生这类邪恶势力的一党专政的制度本身，这种始终由腐败分子所全面主持和参与的腐败政府反腐败行动，就仿佛膘肥体壮饱食无忧的猫捉老鼠游戏，一定是永远没完没了的。
虽然近年来，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反腐利剑频出，确实把一大批贪官拉下了马。比如有关房地产方面的腐败分子就有：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武龙，天津市原检察长李宝金，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原山东省委副书记杜世成，原青岛崂山区委书记王雁，青岛市原规划局局长张志光，湖南郴州原市委书记李大伦，苏州原副市长姜人杰，青岛市崂山区原区区长王雁，青岛规划局原局长张志光，南京规划局城南分局原局长曹友楠，中国银行海南分行原副行长覃志新等人。
但是，对中国的房地产来说，官员的腐败和开发商的暴利，两者就像“孪生兄弟”一样“形影不离”。近几年的落马高官中，相当一部分与房地产业之间保持着一条权钱交易的利益链条。刘志华栽在了一块地皮上，王武龙则有一个地产商弟弟，而李宝金落马的直接原因也与一位女房地产商人有关……，而这种治标不治本，仅仅只从表面上张扬和炫耀一下的反腐败形式，也能把如此根深蒂固，盘根错节，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腐败顽症全面彻底地根除掉吗？
在此，我们只要看看以下的分析，就应该把什么都全部明白了。而如此这般的歪风邪气，如果没有来自作为这个国家和社会真正主人的广大人民群众全面彻底地参与其中，而进行最强有力的监督与制约，选拔与任用，传统了五千年的官场腐败及其肮脏交易的关系和潜规则游戏，确实能从根本上彻底清除掉吗？
比如眼下的境况：
一、在土地供应的国土资源部门：
开发商看好了原本是农业用地或工业用地的地皮，他们通过行贿来“搞定”国土资源部门的官员，让政府收回土地，将土地的性质转变为房地产开发用地。
土地出让也是寻租的沃土——不论是招标、拍卖还是协议出让，“一块地定价多少，有些时候就是领导手中的一支笔。”1980年代末以来，中国违规土地出让、转让所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每年要超过100亿元。其中多少被开发商以灰色成本方式返还给手握签字大权的人，不得而知。
二、规划开发的规划部门：
土地到手后，接下来的是规划设计。开发商希望在容积率上做文章。容积率的高低直接决定可建房屋的大小，对开发商而言，哪怕是百分之几的误差，影响的收益将是以数百万甚至千万计。而更改容积率的大权掌握在规划部门手中。
某房地产公司老总说：“我的一块地上是可以建10万平方米房子还是12万平方米房子，都由规划部门手中的容积率确定，如果一平方米是2000块，多1万平方，便是现实的2000万收入，我花多大公关代价也愿意。”
三、在审批验收的消防、环保等部门：
除了国土、规划部门外，一个项目还需经过人防、消防、环保、园林、卫生防疫、交通、市政等部门的审批或备案。有公章之处，就有滋生灰色成本的可能。从审批到验收，开发商行贿费用往往要重复支出。因为每个部门里，审批时是一个人，验收时是另一个人，疏通关系的原则是“一个都不能少”。
四、在贷款融资的银行：
房地产业与金融业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不争的事实。金融腐败案件多与房地产业相染，也就不奇怪。房地产建设资金的稀缺，房地产业将是一个金融腐败案件的高发区。而金融腐败又会反过来扭曲资源价格，让企业无法“透明地”参与资源的定价，最后浪费了资金的配置效率，进一步加剧房地产贷款的稀缺性。
五、在销售的房管局：
开发商建起了楼，最小的160平方米，最大的295平方米。这么“高档”的住宅，为什么在房管局的档案里就能登记成“经济适用房”，而且还以超低的价格全部被政府机关买走。是房管局未尽审核之责还是被打通了关节呢？
以上仅仅是对所谓纯粹走市场的商品房地皮的获取、开发、建设和销售的全面分析与说明。而那些所谓经济适用房，如果如此全面分析下来，就更加暗无天日了。
今天，当我们面对中国楼市如此活吃人的现实局面时，虽然笔者对买楼丝毫不感兴趣，但是，由于楼价不加节制地攀升，这实际也直接影响到了本人的切身利益。虽然本人一向愿意租住中国城市最廉价的农民房，这是由于只有这样，笔者才会与迁徙到该城市的农民工们更贴近一些，也才能够更全面深刻地认识和了解到他们的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他们又是如何艰苦卓绝地拼搏奋斗，生不如死地艰难活满一生的。
为此，由于这一两年来楼价无休止地飚升，这实际也威胁到我本人的居住安危了。比如当笔者在深圳市物业管理协会工作时，我家所租住房屋是大开间的两房两厅，当时每月只要交纳700元房租，如今，由于在2005年我被深圳国安关押了一次，为了节省房租，我夫人赶忙从大房子里搬了出来，租住了现在的极小开间的一房一厅房屋居住，刚开始时的550元一月，仅仅才一年多时间，如今随着楼价无休止的飚升，也水涨船高，一下涨到700多元一月了。这便与我原来所住房屋没有丝毫差别。尤其由于水电费的加价，排污费、管理费等等杂七杂八费用的增加，还远比原来每月所交纳费用高得多。但所居住房屋，则小得只要进了屋子，除了爬上床，就无其他空间和余地可供自由活动了。
可是，面对这极为明显的专制邪灵所导致的活吃人的陷阱和大黑幕，中共最高领导人却绝不会设身处地地为生活在社会最基层的最广大人民群众所面临最实际的苦难着想，而总是把一党独大，一党至高无上，一党独裁专政的赫赫大权捏得更加紧。
虽然在此之前，深圳市民邹涛先生曾发起不买楼运动，号召全民抵制日渐攀升的楼价，不让普通市民无谓去跟风，去做这种被所谓分期付款所完全套牢一辈子的房奴生涯，虽然当时响应者很多，但由于受到上至中央下至地方的所谓人民政府的强力胁迫，这不买楼运动也不了了之了。
自去年以来，胡温政府为宏观调控楼价，把最不听话的以上海市市委书记陈良宇为首的一大批贪官拉下了马，但这又能解决什么实质问题哩？
而这楼价，依然仿佛决堤的滔天洪水，非一泻千里，彻底排泄完不可。否则，当局也无计可施，根本无法刹住这股极端强劲的阵风。当然，作为正在推进民主进程的笔者，固然知道，这种泄洪所导致的直接恶果只能是我们这些生活在最基层的广大人民群众遭受更加艰辛的苦难，而与既得利益集团的人丝毫无关。毕竟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现在完全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就着已经掠夺到手的人民的血汗钱，非常潇洒地“人生在世须尽欢”地淫逸着。
中国有很多成语，叫什么“否极泰来”，“物极必反”，固然，当由于中共官僚骄奢淫逸所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时，中共专制江山自然会彻底崩溃全面瓦解的。但通过这类方式取代其所产生的新政权，是否确实就是自由民主的？还是又一个新独裁专制政权的诞生，就极难有所把握了。
为此，针对此，笔者还依然想在此给中共党贵们讲一些大道理。即便按照胡锦涛的意思，比如所组建马克思主义系统工程吧，严格说也是如同笔者想法完全一致地坚决反对一党寡头专政的。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