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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和谐社会”的断想
关于“和谐社会”的断想
现今倡导“和谐社会”执政理念的声音不绝于耳。如此倡导“和谐社会”，弦外之音是当今中国社会不平等、不和谐的现象越来越突出。以效率为优先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取向现在来看来问题多多。
既然一个“和谐社会”被赋予了“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一些崇高的字眼，那么和谐社会应当首先是以人为本，崇尚人性，关心人性的社会。“和谐”应是在宪政民主基础上实现社会公正的和谐，而不是在强权压制下的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可能其中不乏良好的愿望，但是有多少冷酷的现实是在层出不穷的动听口号之下的进行的？我们实在领教得已太多了，我们还有多少奢望？
首先说教育：
教育制度不是个性化和人性化的教育，高分低能。中国人似乎向来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所以有“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古训。通过苦读书才能出人头地的观念，似乎早已是根深蒂固在中国人的心里，所以还有“望子成龙”的说法。这种功利性的目标到了现今只是换成了：“望子成才”，但精神目标是一样的。“以人为本”的现代教育观早在１００多年前就出现了，可我国教育对人性的压抑仍然是有目共睹的：从身心摧残到个性压制；从为考试自杀到自尊心毁灭；从考试做弊到做人的不诚实；从无爱心到人性的畸变。等等，不一而足。
2004年，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陈志霞等人运用“自杀态度调查问卷”，采取分层抽样方式，对1010名大学生的自杀意念与自杀态度进行调查，结果发现有过轻生念头的学生占10.7%。又据北京高校大学生心理素质研究课题组的报告显示，有超过60%的大学生存在中度以上的心理问题，并且这一数字还在继续上升。大学生成了心理病变的重灾群体，其直接诱因是，由于高考重压，学生成了应试机器，其他的各种需要被压抑到最低点，知识的增长伴随着的是人格塑造的缺陷与心理适应能力的欠缺。但其深层次的问题还应该在于教育体制和教育指导思想。
就教育体制而言，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随着改革的深入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来越大，教育资源几乎全部由政府教育部门来分配，从教育经费，至细致入微的教师职称定级、教师考核等等，莫不如此。政府的高度垄断意味着教育业没有任何自主性。当教育资源都是由政府来分配的时候，政府的评介也就成为教育界所要追求的指标了，这就失去了教育界本身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搞产业化，直接后果是导致教育产品供给的短缺，其结果不仅导致教育的高收费，让部分老百姓变得赤贫，而更主要是，迂腐落后的教育思想通过垄断的机器直接推动着学历教育这架机器的高速运转，它使得学生从小学到大学都要成为一个部件，否则，就会被迅速淘汰。由于“学历”代表着更多的是收入水平以及升职和就业机会，想想，谁还不为其中一个部件而趋之若骛？
就教育思想。从国外看，国民素质的形成大多仰赖社会教育。比如美国的教育。美国的学校教育的前提是释放每个人的个性，同时又尊重每个人的个性和尊严；美国教育的目的在于育人，而不是育才，因为如何让做人比成材还要重要。所以美国的教育目的就是将每一个人都培养成有独立完整人格和健全个性的合格的现代公民；美国的教育在辅以现代的价值观、道德观教育的同时，更多侧重于培养学生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正是这样的学校教育，也许还要加上基督教的传统造就了美国国民，也造就了美国。
而我们的教育能给我们什么呢？因为从没有一所学校或一门课系统讲授什么是社会公德，什么是职业道德，什么是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力和义务；教育目的和功能几乎从来就是囿于社会功利性和政治功利性，目的是培养听话的“接班人”。社会功利性使尊重、关爱、自主都被无情地摁进了讲桌下，并扼杀着一个个鲜活的个性。马加爵杀人，刘海洋泼熊……暴露了教育社会功利性是真正误人子弟。政治功利性使学校教育除了生灌硬套书本外，还把政治道德贞节观当作社会公德灌输给了学生。这非常要命，学生好比任意揉捏的面团，根据特定的政治需要加以造就。强行灌输意识形态，比受到人们抨击的应试教育危害更大。负面作用是：一是学生被教育的知道如何爱党、如何爱抽象的国，但就是不知道如何爱人；二是长期有意地灌输一种惟我独尊、与其他文化形成壁垒的不健康精神，让国人失去了吸纳、鉴别多元文化和思想的能力，民族的想象力、创造力因此也被剥得干干净净了；如果这种需要本身就自私，那么，狭隘就会成为一种必要，根据政治需要来掩盖、歪曲、篡改历史或社会真相也会成为一种必要。看看现实中和网上那些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哪个不是这种教育成果的注脚?
教育的功利化在思想启蒙的八十年代有所淡化，却在九十年代重新强化，教育对个体生命意义的关注，极少纳入考量的视野；做人的教育在中国不是没有就是完全缺失。于这种环境中成长，国人素质普遍降低，加上宗教信仰的缺失，人格和人性普遍存在问题，社会危害流毒极深。看看某地一跳楼自杀的事件吧，一方是自杀者的徘徊犹豫，一方是众观望者的催促呐喊：你咋还不跳？诸如此类事例举不胜举。教育的非人性化使我们将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的道德品质诸如善良，正直，真诚，仁爱等也一并消解殆尽陷——这就是我们的教育制度的累累硕果！
其次谈可持续发展：
一讲到发展，可能人们可能不自觉地想到描绘经济发展指标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确，无论国内外，GDP一直被认为是衡量国民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指标，但是GDP只反映了经济总量的增长，却忽视了自然资源的稀缺性，没有将环境和生态因素纳入其中，也未将经济可持续发展纳入考量范围。关于这个问题，国家环保总局潘岳认识很深刻，他说：GDP核算法不能全面反映国家的真实经济情况，核算出来的一些数据有时会很荒谬，因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能增加GDP。例如，发生了洪灾，就要修堤坝，这就造成投资的增加和堤坝修建人员收入的增加，GDP数据也随之增加。再例如，环境污染使病人增多，这明摆着是痛苦和损失，但同时医疗产业大发展，GDP也跟着大发展。
生动的逻辑现象让我们有理由说，没有质量的生产活动，不意味着社会财富的累积，因为固定资本的质量不好，形成的总额再多也不能提高国民财富；不考量生命有效延续的生产活动，也不意味着社会财富的的累积，因为环境和生态的破坏意味着人类生存空间蒙受了巨大损失。如被砍伐的森林，GDP是增长了，但国民财富却是负积累。所以不能单看GDP增长，GDP只是一个方面指标，不同的指标有不同的作用，各种指标综合起来看才科学。GDP快速增长，财富大量消耗，这样的增长是没用的。所以现在来看，传统的经济核算体系（GDP）不是以人为本为衡量指标的，存在一定问题；唯GDP经济，不说环境与资源，既便从社会学角度看，也存在着一系列明显的缺陷。
一、GDP的增量不能表明社会公平和公正的存在
经济繁荣并不必然或自动导致公平和公正。从一些国家的经验看，不公平、不公正的增长突然因社会危机而停滞、衰退甚至崩溃并不罕见，比如“白色革命”的伊朗。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和政策越来越像是“无就业增长”，“不公平增长”，结果加速了贫富分化。人们普遍同意，中国当前的社会财富分配按个人可支配收入，大致表现为１５％的人拥有８５％的财富，另外８５％的人仅拥有１５％的财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约为0.35-0.45，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GDP在增长，但由于没有兼顾社会公平，人民的痛苦指数也在增长，已经引起社会不稳定甚至是动荡。从1993到2004的十年间，中国社会的群体抗争事件，从每年1万起，急剧增加到每年7万4千多起。贫富悬殊和贫富对立，使中国社会处于随时可能爆发的火山口。现在来看当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提法，根本就是一个错误。
二、GDP的增量不能表明就惠及了人民的福祉
发展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为了人民的幸福。而由于我们不择手段地追求GDP增长，已经陷入了“增长的异化”，即出现没有发展的增长、虚假无效的增长、结构失衡的增长、配置失灵的增长。有专家就此忧心冲冲地指出：美国的GDP占世界经济的1/3，但它对外贸的依存度只有10%左右。它的经济主要靠内需支撑。而中国内需欠缺，多年来的GDP增长，主要靠固定资产投入，成本极高，效益极低。比如，单位产值能耗，中国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一台售价79美元的国产ＭＰ3，国外要拿走45美元的专利费，中国企业的纯利润只有1.5美元。在GDP增长的背后，许多社会问题往往被忽视，例如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民工工资屡遭拖欠，农村人口的低收入，贫富差距扩大之势，公共卫生体系的薄弱等。当局因而暗示，要更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不是数量。这等于承认：多年来制造的高速增长神话，其实是一个假象，在迷惑了国内外视线的同时，更让中国人民付出了沉重代价。
国家环保局的数据显示，全世界空气、水质、垃圾污染最严重的十个城市，有八个在中国。国家七成的市区水道已受污染。然而GDP数字不会顾及环境所遭受的破坏。如果着手清理每年的污染，部份地区的有关开支将超出该地区的GDP。
美国参议员罗伯特&S226;肯尼迪在1968年竞选总统时就指出：“GDP并没有考虑到我们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或者他们游戏的快乐。它也没有包括我们的诗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稳定，没有包括我们关于公共问题的争论的智慧或者我们公务员的廉政。它既没有衡量我们的勇气，我们的智慧，也没有衡量我们对祖国的热爱。简言之，它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的东西。”
三、GDP的增量不能表明政府的民主化程度和官权腐败程度。
当国家占有和支配的资源太多，就会成为一个不利于经济长期和稳定发展的因素。现代国家制度最重要的特征是它存在着制约与平衡机制；这种制约与平衡的机制的作用，即限制政治权力的滥用、保障人权与公民权、维护市场秩序与经济自由。
任何国家在现代化初期都要遇到腐败问题，在公权限制好的国家，时间一般都很暂短。但腐败问题对中国可能没个头。虽然年年高喊“反腐败”，然而腐败现象不但屡禁不止、反倒愈演愈烈。问题的关键在于，限制权力、铲除腐败根源的政治制度改革的努力受到了潜在的抵抗和反对，有“设租”、“造租”权力的人们不但要力保这种权力不受削弱，还力求加以扩大。中国政府官员的高度腐败与整体性道德败坏，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也超过了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官场的迅速腐化堕落象癌细胞一样吞噬着整个国家和社会制度，中国成了一个犯罪率最高的国家。官员为了捞取业绩，牺牲环境在所不惜；无论官方民间，造假售假无不泛滥成灾，欺诈成为一种社会伦理；官场和民俗由容忍欺诈，到默认欺诈，最后，在“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精神激励下，“有奶便是娘”便成为一种时尚；政治腐败和虚伪的积累，使社会整体秩序严重失衡，已经从根本上破坏了社会道德基准；同情心、正义感和社会诚信的存在变得难上加难！不仅老百姓对这个国家失去了信心，而且很多党政官员也为自己留下后手，不少早已将通过各种途径搜刮来的不义之财存入了外国银行，甚至家属已经在国外舒适地定居下来，在他们的心目中，国家的概念早已消失殆尽，不过是个捞钱的钱袋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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