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殖民统治，不可能有香港乃至中国今日的繁荣
   　　
   　　100多前年，香港还只是一个小村落，自然资源极其贫乏。1842鸦片战争战败后，香港从此割让给英国。起初英国人对香港的热情并不高。早在1841年，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就对香港作出了这样的描述：“一个贫瘠之岛，永远不会成为贸易中心。”
   　　
   　　但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香港经济就迅速发展，逐步成为了世界重要的国际金融、贸易中心。至1990年，共有84家名列世界前100名的银行在港营业，外汇市场交易量居世界第六；1994年，香港进口总值为12510亿元，港制产品出口2220亿元，转口值为9480亿元，在亚洲仅次于日本。至1997年，全港的国内生产总值约1.2万亿港元，人均17万港元。

   　　
   　　上海，1997年，上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3000美元，到达了工业后发展的经济新台阶，而香港达到这一台阶的时期是1976年。
   　　
   　　如果说英国人在香港具体做了些什么，没有，而是传播了科学和现代价值观念，并最大限度地保障了香港人的自由；当初香港人若没有对对源于西方的市场经济、私有制权和自由贸易的逐步接受，香港经济决不会取得这样骄人的成就，社会财富也决不会达到今天的水平。香港的经验更加说明了：凡是西化的地区，往往是进步最快的地区。这是不争的事实。
   　　
   　　自香港被英国人统治的那一刻起，香港就成了中国与西方接触的一个重要窗口。西方文化在香港生根、交汇，不断地冲融着内地的传统文化，从而掀起了效法西方文明的创新浪潮。19世纪70－80年代，西方文化在粤港激烈地冲撞中国迂腐的传统文化，孕育出了中国最早一批文化精英，形成了变革中国社会核心力量，从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即为他们杰出代表。对此，孙中山说：“我之此等思想发源地即为香港”。
   　　
   　　香港过去是一个传播西方文化的桥梁，那么今日香港则为中国变革的一个样板；若没有这个样板，可以说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49以后，大陆最早接触的外资企业是雄厚的港资，最早接触的现代文化是港人传播过来的市场观念、重商观念、竞争观念、行为规范等，如深圳人第一次在国内敢于引用美国百多年前就流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口号，就是特别讲求功利的港人的口号。香港以它优越的制度和顽强的生命力，从价值观念上率先改变了大陆人的思维。
   　　
   　　如果追根溯源香港及大陆的经济文明，那么西方的“坚船利炮”政策，起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若没有西方人的殖民入侵政策，就不可能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也不可能有香港和大陆的今日物质文明。
   　　
   　　但除了物质文明，中国却没有创造出香港那样的环境因素。那些因素不是物质的，而是道德的。
   　　
   　　缚来宾
   　　2007/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