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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年，一小民遭遇“阳谋”之后 文/缚来宾)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舅舅一家三口离开了舅妈他父母家，登上了北行的火车。他们没有什么目标，一直向北，在伊春的一个小站下了车，来到一个叫南岔的地方。
没有人与那个地方有什么联系。他们随便进了一个村子，谎称说，他们是从关里逃荒来的，非常困苦，希望村子能容纳他们。这时正是饿殍遍野、哀鸿遍地的1961年，从关外来东北逃荒的并不鲜见。舅舅更了名换，一口浓重的胶东口音和衣衫褴褛的一家三口让那个村子信以为真。
乡村远离城市，相对而言，农村民风淳朴，农民心地要善良一些，不至于因为存在“阶级斗争”而使人与人之间如此难以相容。村子接纳了他们。
一开始他们住在一个农民丢弃的破草房里，后来自己也盖了两间草房，不过这是后话。他们没有口粮，一开始是东家给一口，西家给一顿，若没有人济舍，就只有忍受饥饿。
舅妈曾经是理发店的理发员，正是这个很不起眼的职业最后拯救了他们，让他们以后得以重生。
要饭吃不是长久之计，舅舅跟舅妈学会了理发。舅舅每天带上理发的工具走村串户，给人家理发，早出晚归，为的是糊口，一天有时也能挣上五毛六毛的。
一晃5年就过去了。1966年快要过年的时候，这个村子开始给大家结算了，也就是看看每个人挣了多少工分。
在大队部里，村子里笨拙的会计怎么算，账也弄不明白，别提大家急有多急。就这么点账什么整不明白的？凑在一旁的舅舅看得清楚，于是夺过算盘，没有多一会，大家期待的结果就出来了。此时，众人好似荒漠中的行者看到清泉，顿时豁然开朗，但旋即人们那愉悦的眼神中又增添了几分惊疑，这一切简直让人如此无法思议：一个逃荒者怎会有如此的本领？
舅舅的确犯了一个错误，在关键的时候，有些得意忘形，露了马脚。虽说，农村阶级斗争的弦绷得不是很紧，但那时文革已经开始了，在阶级斗争理论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念念不忘”的文革年代，阶级斗争观念也多少进入了农民的潜意识中。
村子把情况汇报给了公社，公社决定对舅舅要进行政审。立足没有几年，一想到又大难临头了，舅舅顿足捶胸，垂泪自责，狠不得抽自己两个耳光子。没有别的选择，只有破釜沉舟。当晚，他们撇下一切，又消失在了旷野中。
五、定居
惊慌失措中他们逃到了吉林省的浑江（现名为白山市，归属通化市）八道沟林场附近的一个村子。他们早就听说那里的“盲流”不少，举家跑到那里同样不至于引人注目。
由于是盲流，在村子里他们没有资格领到粮食；而盲流普遍从事的一些林场粗杂的活计，舅舅又干不来。
在那个公有制统独天下的年代，开理发店是不可能的。为了生存，舅舅每天主动到林场里为林场工人理发，给不给钱都无所谓。八道沟的地处长白山腹地, 境内山峰林立,是典型的山高皇帝远的地方。那里的人通达热情，善解人意，发没有白理的，大家多少都要表示一点。
舅舅发现那里男人的发式，下部分剔的很秃，而上部分又留的相对很长，中间出现一个“楞”，远远看去，似戴个黑色的西瓜帽，别提有多难看。舅舅尝试改革了一下，就是把头发均匀过渡，去掉那个“楞”。这个创意很不起眼，发型看起来却要美观得多，而舅舅因此却一下子出了名，大家送他个绰号叫“曲理发”。
舅舅殷勤周到，很得工人的欢迎，林场后来还特意腾出一个废弃的办公室专门让他们在那里给林场工人理发。舅舅见谁都客客气气，唯唯诺诺，丝毫不能怠慢，时间久了，也没有人再把他们当作盲流，而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员了。
从1966年他们在那里一直相安无事，在后几年里，生活过得到有些安逸。但他们内心却时刻充满恐惧，几乎每天都持着诚惶诚恐的心情，虚心多疑所有人的目光，害怕未知的危险不知何时来临。尤其到夜深人静时，舅舅总要温故一天来身边所有的事，找出异样。这种心态一直保持到1979年平反。
六、株连
舅舅逃跑时，瞥下的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二表兄当年只有四岁，一段时间里由我母亲照料抚养，直到我出生的那年，才又送回了老家。
舅舅逃离的第四年，也就是在1964年的夏天，姥姥病逝。舅舅的三个未成年的孩子一下由姥爷一个人来拉扯。姥爷号称是乡村的秀才，不大会过日子，也不大会种田，平日里总是捧着一些古书，唠一些别人听不大懂的故事。
我们家人口不多，只有四口，父母的工资也不低。但小的时候我们家的生活从来不比别人好，只因为父母的工资差不多有一半接济在农村的老家了，尤其母亲。那些年，别提有多难，如果没有母亲经常性的救济，他们的日子能不能熬得过来还很难说。
1968年，我们全家为了逃避武斗，在姥爷家住了两个多月。1970年，母亲单独带我回老家。哪次回去主要是为大表兄张罗婚事。大表兄的家庭背景在当年是很难找到对象的，不只是家穷的原因。不过介绍人一提起表兄的姑姑在东北，对方还真同意了。那时，穷困的农村都非常仰慕有一个住在城市的亲戚。实际这里还有一个因由，就是表嫂的家庭出身也“不怎么样”，他们家曾经是牟平县有名的大地主。“家庭出身”当年就是一把政治枷锁。
那些年，由于舅舅突然成了右派和反革命，原先顺理成章的东西都发生了逆转。最大的变化是姥爷家从原来备受尊重的家庭转而变成了备受歧视的家庭。过年的时候，别人家可以贴红色的对联，而姥爷家却被逼贴白色的对联，内容往往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敌人你不打他就不倒”，如此具有嘲讽性，让人不敢正视。
一次村子丢了一些麦子，生产队长在没有任何证据和理由的情况下，楞说是大表兄偷去的，大表兄反唇辩驳，不成想，生产队长举手就是一个嘴巴。倒霉的事总能找到他们。这仅仅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例子。
1975年冬天，姥爷病逝，母亲收到电报后，在商店买了装老衣服，急忙乘火车回到了老家。
家里除了兄妹三个守孝，无人前来看顾，异常的冷清。本来，除了街坊邻居，这个村子还有三分之一的本家，也都统统避之不及。
出殡哪天，母亲找到生产队长好说歹说，村子总算给出了拖拉机。在把姥爷抬往拖拉机的时候，一位叫朝州爷爷的邻居，实在看不过眼，不顾家人的反对，抽身来帮忙。就是这样平时看来很普通的举动，母亲毕生也没有忘记。
哪天正赶上下大雪，风也很大，狂风夹着漫天飞舞的大雪，旋风般扑来。只有母亲和表兄表姐，三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冰冷的拖拉机货篼子里。
姥爷的去世，让母亲彻底饱尝到了世态炎凉、人情饶薄的滋味。回来后，病了许久。
1977年高考恢复后，二表兄参加了高考。根据他的成绩，他填报的是烟台师范学校，不久体检通知书下来了，这意味着他被录取了。还没有来得及惊喜可以彻底脱离穷苦的农村了的时候，随即的政审又让他落选了。他不懂得，一个政治贱民，通过考学脱离农村进入城市的捷径希望也时刻要被剥夺的。
七、平反
时间如流水，转眼到了1978年，舅舅也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18年。这18年，大家从来没有他的消息，当然也不希望有任何消息。
12月的一天，母亲正在单位办公，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走到母亲的身边，轻声呼唤母亲的名字，母亲着实吓了一跳，抬眼一瞧不是别人，而是失踪多年的舅舅，母亲不禁大吃一惊。
虽然那时令人恐怖的政治气氛已有一定松动，但政治透出的那点春意，依然浓浓淡淡，让人摸不到边际。
母亲急忙把舅舅领出办公室，在外边无人处，母亲顾不得别的，催促舅舅赶紧离开，舅舅说见完我父亲后就走。
晚上9点多，我和姐姐洗了已经睡了，而父母坐在一旁窃窃私语，我们也没有在意。忽然，在蒙胧中听到有人敲门，我一骨碌坐起来。
“妈，有人敲门。”
“知道了。”
母亲打开门。母亲冲我说，起来吧，看看，是你逃跑的舅舅来了。
啊！听到说是潜逃多年的舅舅来了，我一惊。小的时候，父母没少跟我提到舅舅。每谈及舅舅父亲总说，舅舅是个做事果断、性情刚毅的一个人，但思想一贯反动，让我长大以后，不要像舅舅那样。
一说到舅舅，父亲总忧虑我的前途问题。父亲希望我将来能当兵而不是上山下乡，父亲也有这个把握，那时时兴“走后门”。在父亲心目中，这个愿望因为业已存在的株连政策是无法实现的。
哦，这就是父母经常提及的舅舅？我从来没有见过舅舅，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他逃走的那年我姐姐也才只有两岁，还没有我。
我定睛打量起舅舅，他面色微微有些发黑，表情严肃、凝重，在他漠然的眼神里，有一丝不易觉察的机警，似乎在密切地注视着身边所有可能发生的变化。虽然与母亲分别多年，但神情是那样的异乎寻常的镇静，完全没有与亲人久别重聚的那种喜悦与激动。
因为他这么多年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挫折，几乎超过了心理承压范围，性情难免变得有些晦暗。
而母亲那边神情一时激动、语塞地说不出话来……
和舅舅简单寒暄几句，父亲急忙到厨房做饭。家里什么也没有，只有白菜和一根干瘪的胡萝卜。父亲炒了一碟白菜胡萝卜，然后又烫了一壶酒。父亲和舅舅一边咂着酒，一边聊了起来。
“你怎么敢回来啊？去年烟台公安局的还来找过悦珍（我母亲），问你跑哪儿去了。”父亲压低了声音轻声问。
“我听说国家要给我们平反，特意来来看看是不是有文件？”舅舅没有直接回答父亲的发问。
父亲说：“不可能，反右是正确的，跟批走资派不一样。”父亲说这番话的时候，感觉舅舅能有如此的妄想，幼稚的简直够可以的了。
舅舅的判断没有错。1978年，邓小平复出后提出了平反一切冤假错案的建议。远在深山老林的舅舅通过报纸和广播嗅出了点味道。特别是l978年l1月中央广播电台播出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一文，发出了平反文革冤假错案的信号后，引起了舅舅的特别关注。
听了父亲的回答，舅舅感觉很失望。至于父母非常关心的他的家人状况和具体去向，舅舅除了谎称说他生活在黑龙江（而不是吉林）一个林场，日子过的还不错外，其他一概缄默不语，
在我们家只呆了一个多小时，他就急匆匆地告别了，无论父母怎样挽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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