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也的确有很多人很多人一直怀念过去的年代，理由差不多就是：过去虽穷，但都在一个起点上，尤其官员也和老百姓一样在忍受贫穷。应该说，哪个年代官员的清廉形象确被抽象化了，特别是那些追忆、描述哪个年代的党政高级干部是如何与民同甘苦共患难的回忆录像概念一样印嵌在一些人的脑子中了。
   
   中国最初的腐败苗头起源于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期，也就是改革开放的初期这一说法，很普遍，也得到广泛的认同，它的理论辩解是腐败产生于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进行改革、转型进入市场经济的释权。这个说法掩盖了真相，掩盖了腐败源于专权的政治制度这一逻辑事实。腐败现象从最初的隐蔽，到肆意横行、四处泛滥，直至存在耗尽执政党和政府全部信誉的危险，并非能割裂开来看；从点扩散至面，是这个体制逐渐演进的结果。
   
   回顾一下历史，可以发现，五十年代初随着按“革命等级”划分的供给制的取消和以干部级别为准绳的薪金制的建立，革命官员享有“合法化腐败”的特权的最初级形式从此产生。工薪级别分为二十四级，十二级以上谓高级干部，十三级至十六级谓中级干部，十七级以下者谓普通干部。高级干部的特权包括取医疗、福利、保健、住房、商品和服务等一切“消费”，均由国家供给，几乎不受限额规定，工资只作为其职务收入的象征而已；中级干部的待遇由国家部分供给，有配额规定，工资和部分消费需求相挂钩；而只有普通干部的待遇普通百姓才相差无几，工资不再是象征，完全和消费需求相挂钩。特权与级别是对应的，不同级别相应有不同特权。

   
   在这种制度的前期阶段，国家被打造成一个全能型的“家庭”，“国家”是家长，全体公民是子女，在扣除子女们的基本生活需要，直接进行自我分配；一些有限的消费品和服务按着种类和数量只分配给有限的服务对象，并按长幼（级别）来逐一满足。其中有个专门对应名词叫“特供”。以副食供应为例：八级（部级）以上干部，（细）粮、鱼、肉、蛋等没有量的限制，基本能满足全家的需求；而八级至十二级级干部可以凭一个红皮“供应证”买到可以满足基本家人的精副食品和高级烟酒，这些东西在那物质极其匮乏的票证供应年代，对于一脸菜色的普通百姓而言，（细）粮、鱼、肉、蛋平时是见不到的。
   
   特权等级的区别不仅表现在在物质匮乏年代的经济供应上，很多方面也有完善的规定。医院有高干病房，住房有高干楼，眷属的入户、就业、提干方面的优先；子女保送到一流大中小学读书等；即便死后的追悼会与骨灰盒的安放，亦有明确的等级规定。与老百姓可谓差别万千。其中有些东西不仅是待遇，也是地位的象征，比如五六十年代，红旗轿车只归部级（三至八级级之间）以上专用，厅局级（九至十二级级间）是伏尔加或上海轿；至于火车软卧和飞机，最低级别限制到县处级（十三至十六级间）才可以乘用。除此之外，政治信息的传递也存在等级的区别，红头文件传达到哪一级，《内参》哪一级可看都有严格标准，譬如“四人帮”的粉碎在各级干部都传达到后，才向社会公开。
   
   关于官员的特权，大概从一些媒体披露的一些官员的过去生活、工作的具体细节上，从不经意修饰的细节中窥视到一些非常耐人寻味的端倪。比如，一个老干部在回忆六十年代周恩来的著作中，描述了邓颖超从家里的冰箱中取出西瓜招待客人的细节；在一部记录蔡畅生平的书中，作者为了夸赞蔡畅如何严已律己时，透露了五十年代初，蔡畅的侄子跟她要一辆摩托车，被说成是一贯洁身自好的蔡畅拒绝了。等等。冰箱在八十年代对普通百姓来说还是奢侈物，六十年代一般老百姓根本闻所未闻；在五十年代，不要说摩托车，自行车对于普通百姓也是稀罕物，但高干子女们竟可以有这个奢望。这些背后表明了什么？
   
   我身边还有个例子。上大学时有个同学，其父亲文革前就是正市级干部。我上大学的八十年代大家生活已经普遍好一些了，当同学们聚集在一起谈论过去的生活困境时，她总是一脸的茫然。同样身为东北人的她却不知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是如何的拮据，甚至还不知道国家六十年代发生过饥荒，还饿死那么多人，养尊处优的她觉得这些差不多是天方夜谈，是无中生有。从她的嘴里我们得知，六十年代饿脬遍野时，他们家也照样享受“特供”，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权利本位，权利衡量一切，权力代表一切的制度结构状态下，社会各阶层力量被有效的控制起来了，因此官僚被体制外力量“腐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腐败主要表现在是体制性的“合法性腐败”。
   
   文革没有起到别的作用，高干享受特权的事例却被大量披露出来，让普通干部和民众看到了，在国家和贫困的年代，许多高级干部依然享受着豪华腐朽生活，有些很触目惊心。文革前，老百姓对此是不知情的，即使了解一点真实情况，也不会和腐败联系在一起，可能还觉得那是天经地义。这不能不说与当时无处不在的政治高压和政治教育有关。当时批评干部特权一直是一个禁忌话题，予以保密封锁。不但是政治事件，即使是某个地方发生重大社会事故，都可以种种理由列为秘密，不准声张、禁止外传。1958年，一些知识分子提出过这个问题，但立即被指责为“攻击党的领导”，“挑拨党群关系”，因而被打成“右派”，送去“劳改”。
   
   如果说文革的一部分初衷是为了反特权，不如说毛是巧妙地利用了老百姓对揭露出来的官僚特权的不满，打倒了他的政敌，然后又迅速恢复了这种特权。著名作家周国平的《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一书中就披露这样的一些细节。一是周到郭家看望郭世英（郭沫若的长子），郭沫若在一旁不声不响地为周削了个椰子吃；二是周离开北京之际到郭家道别，郭沫若让厨师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为他饯行，餐桌上有周爱吃的大对虾。哪个年代无论老百姓生活怎样窘迫，并不耽误高干们过着高贵奢侈优雅的生活，即使在口称消灭特权的文革时代，那些未倒下的高干的生活也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邓小平对此就严厉批评过，今天读来，也还有令人震惊之处。他（在1980年8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说“1958年以后，到处给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央同志盖房子，‘四人帮’垮台后，还搞中南海地面工程，都造成很坏的影响，很大的浪费。”
   
   就在文革高潮过后的七十年代初，一个与腐败相匹配与权和利相联系的特殊名词“走后门”应运而生。从青年参军到知青回城、上大学、分配工作，到购买配给的日用品甚至开诊断，几乎每件事都可以“走后门”联系起来。“‘走后门’和‘关系’是再分配型权力网络的产物。由于物品和服务广泛的短缺，拥有短缺物品控制权的官员为某些人‘开后门’所获得的好处是互惠性的“关系”（《中国改革时期腐败类型的转变》申明民）。“走后门”现象说明了，物资和机会的短缺为掌握着资源分配大权的官员利用公权为己谋私提供了制度性的条件。
   
   权力的后门如果是为握有权柄的人洞开，那么“统治者无论有怎样正当的理由，如果不以法律而以他的意志为准则，如果他的命令和行动不以保护他的人民的财产而以满足他自己的野心、私愤、贪欲和任何其他不正当的情欲为目的，那就是腐败（《政府论》洛克）”。
   
   一转眼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随着八十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在权力市场化和权力资本化的过程中，权力腐败，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扭扭捏捏，基本形成了一个了一个依靠权力致富、生活奢华的既得利益阶层。而占大部份人口的农民、城市居民的中低阶层则生计日益艰难，社会严重分化已成不争的事实。不要以为这是在新的社会结构权利才兑变的结果，今日的腐败恰是过去权力的延伸演化，和对过去的补充。
   
   
   缚来宾2006-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