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金正日到中国为期一周的秘密访问，访问行程主要集中在上海。在上海期间，他反复参观和近距离观察了上海的证券交易所和浦东经济开发区、以及宝山钢铁公司等重点项目。就在那次金正日出访中国前，朝鲜劳动党的喉舌《劳动新闻》发表一系列重要社论，强调为了把恢复和重建经济作为首要目标，要求党和各级干部应该培养“新思维”，并引述金正日的“最高指示”：“在迈向21世纪之际，我们应该用新观点、从新高度来看待和解决一切问题。”呼吁“摒弃陈旧和落后的东西，从根本上改变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
   
   结合朝鲜喉舌放出的信号，当时国际舆论普遍揣摩认为，金正日此番访问中国的目的，有可能是为了借鉴中国的改革开放经验，为朝鲜的开放国门、改革旧体制奠定实践基础。因为长期依靠前苏联和中国援助来维持生计的北朝鲜，在俄罗斯中断援助、中国大幅减少援助之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地步，为了维持局面，尤其是为了维持他的金家政权，金正日可能极不情愿地不得不转变思维，决心走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
   
   的确正如人们预料到的那样，金正日回到朝鲜以后，就着手开始了所谓“经济管理改善”的改革措施。不久人们注意到，在这片神秘的国土上，发生了难以察觉的悄悄巨变：社会上有了小商家、售货摊、移动电话等——市场信息已经在这干涩的土地上开始萌芽。

   
   但是好景不长，随着在继续维持计划经济框架的条件下，初试的所谓“经济管理改善”的改革措施却引发了剧烈的通货膨胀。这与中国改革初期的情况很相似，有所不同的是，中国在经历阵痛过后，大幅度削减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垄断影响，减少了瓶颈效应。但金正日在这个关要时候，不仅没有表现出对计划体制改革的意愿，相反，却对可能出现的市场经济萌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继而，个人商亭、售货摊减少了，在新义州已经分配给农民的自留地被强令收回了；一部分外资企业受到了的诸般刁难，等等。金正日在朝鲜浅尝了一下改革开放的试验后，于今年开始发生了逆转。
   
   与中国改革的实用主义和权宜性的过渡思想一样的，但相比，朝鲜更难以突破体制困境。改革不仅意味着一种理论、制度上的创新和突破，也意味着意识形态领域人们思想观念和心态的变化。正如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后，发生最大变化的不只是经济上的变化，而且是人们在政治观念上的重大变化。同时改革必定会增强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诉求。一旦政治出现多元化，忠诚与背叛这种将个人操守意识形态化的话语就失去了方向和说服力。这是金正日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最难以面对的。
   
   如果考虑经济和政治上的差异，经济改革和开放对朝鲜的冲击可能要比对中国更强烈。改革肯定意味着反省过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中国的改革是邓小平是通过部分否定毛泽东来走上变革之路的。对于金正日来说，他来否定谁，否定他的老子吗，否定他老子就等于否定他自己，况且金正日比起他的老子来，在专制路上做得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改革开放，也必然意味着权力下放，老毛因故没有搞世袭制，接替他的邓小平与他没有权力渊源。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是搞的权利下放，权利下放并没有产生对中国执政者合法性上的质疑。但是对于一个世袭制的政权来说，任何意义上的质疑和任何来自于这个共同理想之外的异端，都会对这种政权的稳定性与合法性造成致命的打击。
   
   就此，金正日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瞻前顾后的痛苦之中。对内，金日成搞了五十多年的个人崇拜，其程度前无古人，却后有来者——就是他的儿子金二。在朝鲜，对金家父子的个人崇拜已远远超过了中国文革时期对毛泽东的崇拜。几十年以来，为了应付金家王朝政权合法性的危机，它的所有舆论工具每天每时都在声嘶力竭的高唱“一切是忠诚”的赞歌，所谓“忠诚”不只是言行上的，而是灵魂深处对金家父子的忠诚；尤其为了应付金家王朝政权合法性的危机，金家父子建立了诣在专门监视人们的思想和言论的严酷秘密警察制度，利用现代化技术武装，对朝鲜人民监控之全面、深入、细致，其程度远远超过希特勒的盖世太保，成为人类社会从产生以来之最。94年金正日继位后，继续执行其老子的既定方针，终于导致持续几年的大饥荒，朝鲜一片饿殍遍野，有百万人饿四，有三十多万人，偷渡到中国的辽宁和吉林。
   
   ——这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包袱，对于金正日来说几乎是不能逾越的巨大绊脚石。
   
   改革开放，对金正日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将面临着家族统治的政治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清算，所以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政治资源可依靠了。到了这个地步，金正日为了保主自己，只有靠不断地挑起国际事端来减弱自己权力合法性的危机了
   
   缚来宾
   2006/1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