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在新华网看到了一篇《与吴敬琏商榷：请先生看看香港》文章，作者提议让吴敬琏先生看看香港，说香港既没有垄断，又没有腐败，但确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地区之一，以此来反驳吴敬琏先生的关于将中国贫富分化的原因归结为“腐败和垄断”的观点。
   
   这篇洋洋洒洒的雄文之所以引起俺注意，一是作者显赫的身份：郭松民，男，新华网评论员。二是郭网评员一上来便先入为主、画地为牢的论辩方式，他觉得吴先生坚持己见仍然没有接受他等的批评，简直是拿豆饼不当干粮，于是极其气恼地说：“看来一个人要认识并接受真理，还真的需要反复，即便是博学睿智如吴敬琏也不能例外”。孰料，郭网评员把自己扮成真理的代表了，呵呵。
   
   香港的确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地区之一，富的富，穷的穷，但是，香港的穷人吃饭住房还不成问题，起码还可以享受到受教育的权利，以及诸如医疗、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权利。话又说回来，穷富只是相对而言。中国的穷人（尤指农民）不仅享受不到这些的权利，有的连基本的温饱也难以保障。

   
   如果把香港贫富差距的促因与大陆比较，俺要靠一声：郭网评员，您扔错了尿壶！俺一再揣摩吴敬琏先生撰写的《收入差距过大的症结》文章，吴敬琏先生的论述并没有导出了，世界一些地区普遍存在的贫富分化现象都是由“腐败和垄断”造成的，也并没有没有否认“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社会里，也仍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贫富分化”这个论断；“腐败和垄断”是单指中国这样特色的体制而言。
   
   的确是，在市场存在的条件下，所有经历工业化的国家在资本积累的初期几乎都经历过贫富收入差距分化的过程。香港至今还是这样。贫富分化一方面刺激了社会效率的提高，一方面却伤害了公平的存在。应当说明的是，贫富分化并非是经济市场化必然的、特有的产物，非市场经济也一样产生贫富分化，但它的确容易伴随市场的产生而产生。
   
   就西方资本主义初期所形成的贫富两极分化的情况来看，是在重商主义的引导下，过分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的作用，过分信赖社会达尔文主义统摄下的自由竞争的结果。
   
   反观中国所谓市场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分化的情况却不大一样。如果说西方工业化初期过分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的作用，而产生了分配上的过大差距，从而造成了贫富分化的话，中国社会并不存在工业化大生产导致的市场竞争的两极化，中国既没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集中中体现的效率，也没有倾向平等和实行福利政策的公平。
   
   中国目前的经济转型阶段，特征之一就是允许私人财富的积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贫富分化的出现属于意料之中。但中国在市场转型至今，依然存在一个以控制和操纵经济为继的传统的政治资本。这与西方国家工业化初期的社会结构有着本质的不同。虽然经历了市场化改革，传统的政治资本非但没有受到削弱，反而分化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个集团的原初资本是旧体制的政治或行政权力，非常强势，并继续保持着对其他类型资本的操控能力。由于权力利益的扩张，民间资本的相对独立性很难形成；相反，却使以权力为中心形成的社会资本精英集团对收入分配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许多事例都可以证明，在这个跛足市场体制中，通过对资源的控制和分配，整体的国家利益分化为不同利益集团；不同集团的利益通过市场交换，一部分量化为家族及个人利益，一部分量化部门利益或地区利益。
   
   中国的现象比较特殊，特殊就在中国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充分的市场体制，权力还在影响着社会资源的配置，由此贫富两极分化并是市场化带来的现象，而是源于公权的富足和私权的贫困；公权的富足和私权的贫困，这两个因素相反方向的共同作用，导致了目前中国贫富严重分化这一现象的必然出现。目前中国两极分化的严重程度，仿佛让人们看到了狄更斯所描述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富足与贫穷共存的悖论年代，因而广大下层民众抗拒政府的垄断式管制，以及要求政治权力退出市场的诉求也强烈得多。
   
   财富分配不平等促就的贫富两极分化，是一些人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扩展平均主义价值观的主要因素。正因为如此，处处标榜代表下层人民利益的“左翼”分子在中国就具有了其社会生长条件。郭网评员就很有代表性，通观郭网评员的全文，贯穿其中的逻辑是：用市场经济本身易导致贫富分化的内在逻辑，来否认中国的贫富分化是权力的垄断而不是自由竟争的市场促成了经济利益分配的不平等的客观事实。
   
   在郭网评员对吴敬琏先生所发动的攻势中，重点是指向吴敬琏先对分配性公正问题所持的立场，并提出了种种的批评与诘难。表面看，郭网评员强调的是以国家权威来实行社会分配，实际是在扭扭捏捏中，要暧昧地表达国家应该回到权力干预经济的老路上。
   
   这就是网评员作为的难处，网评员是有任务的，要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还要言左右而顾他。
   
   虽然自由竟争的市场经济易导致贫富分化，但这并不是必然导致贫富分化。美国之所以从没有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就在于它的民权的普及，通过一系列的社会政治制度，如限制垄断法案、税收法案、工会和劳工组织等，既保证了自由竞争市场的效率，又避免了财富在少数人手里的过于集中。战后，美国之所能成为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超级大国并非偶然。美国的现象说明了：政治权利的平等，才能做到经济利益分配的公平。
   
   但这个现象恰恰是郭网评员所不愿意正视的。
   
   缚来宾
   2006/10/31
   
   附：《与吴敬琏商榷：请先生看看香港》
   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6-10/23/content_523893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