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的烽烟，“八一三”的炮火，胜利之夜的狂欢，大好河山遭受践踏的大耻大辱，民族危亡时刻的拔剑而起、浩气冲天。八年抗战，浮现在我们面前的印象往往是一些或碧血横飞、或壮怀激烈的大场面。然而，历史还有另外的侧面，八年的漫长岁月，“流民图”内外的普通民众，他们的面容，他们的内心轨迹，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如何熬过那些残酷的日夜，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好在还有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留下的文字，大致上可以填补这些历史的空白页。无论是留在沦陷区的，还是万里流徙去了大后方的，他们都一样经历了这场民族的大苦难，他们的生命一样深深地卷进了大时代的旋涡里。甚至可以说，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

   1940年以后，西南物价飞涨，西南联大的教授经常要为吃饭发愁。在文学史家余冠英家的餐桌上，连蚂蚱也成了佳肴。语言学家王力辛酸地说：每到月底都要去打听什么时候发薪水，好不容易领到薪水，马上举行家庭会议讨论支配方法，大孩子憋了一肚子气，暗暗发誓不再用功念书，因为像爸爸那样读书破万卷也没用，没有太多想法的小孩子只恨自己不生在街头小贩之家。就是清华校长梅贻琦家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经常只能吃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偶尔吃上一顿菠菜豆腐汤，就像是过节。梅夫人韩咏华和潘光旦、袁复礼等教授的夫人做起了糕点，拿到街上去寄售，还特意取名为“定胜糕”。

   在重庆歌乐山，女作家冰心除了节俭，还亲自动手种起了南瓜，到了秋天，门口的南瓜熟了，天天都是南瓜饭、南瓜菜。他们家晚上往往吃稀饭，孩子们每顿饭都抱怨没有肉吃，只有偶尔客人来，才会闻到肉香。

   梁实秋在战时写下了著名的《雅舍小品》，所谓的“雅舍”不过是乡下的茅舍。“窗户要糊纸，墙是竹篾糊泥制灰，地板踩上去颤悠悠的吱吱作响”。老舍穿上了斯文扫地的衣服，灰不灰，蓝不蓝，老在身上裹着，像个清道夫。香烟的牌子一降再降，最后抽的是四川土产的卷烟，美其名为雪茄。文学界的朋友聚在一起时，能到小饭馆里吃一碗“担担面”就觉得很美满了。

   不愿从政的胡适做了战时的驻美大使，经济也很拮据，一生大病，住院费就要向朋友借。他的薪水每月540美金，除了自己在美国的开销，还要负担在国内的夫人生活费，及两个儿子的教育费。在写给夫人的家书中，他几乎每封信都要提到钱，很注意节约，衣服不讲究，茶叶不买顶贵的。但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当孔祥熙送他一笔钱付医药费，理解他的朋友知道他不会收的，后来退还了。大使有一笔特支费，是不需报销的，可是他分文未动，等到卸任时原封缴还国库。

   郑振铎一直没有离开上海，坚守在“孤岛”上，一面在暨南大学任教，一面大量收购旧书。当他知道日本人也在收购旧书，特别是地方志等文献时，这位精通版本学的学者更迫切地要抢救、保存本民族的文化。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沦陷，他才被迫卸责，过起蛰居生活。他曾写过告别暨南大学的《最后一课》：“这一课似乎讲得格外的亲切，格外的晴朗，语音里自己觉得有点异样；似带着坚毅的决心，最后的沉着；像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像冲锋前的士兵们上了的刺刀，‘引满待发’。 ”

   我常常觉得，正是细节才真正让历史变得血肉丰满，如果缺少这些细节，历史就只是一个轮廓，一片森林，大轮廓中模糊的影子会在这些活的细节中渐渐清晰起来，森林里每一棵不同的树、每一棵不一样的草，都会舒展开自己的生命，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段活的历史，一个更加逼近真实的世界。总是片面强调历史的某个侧面，会使我们失去把握历史丰富性、多样性、复杂性的能力，历史是由生活构成的，生活无往而不在历史之中，那些透过生活细节看到的历史也往往更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