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王国的秘密 /傅国涌文集

长久以来，在我们这片泱泱大陆，武侠小说家金庸几乎遮蔽了报人查良镛的身影，那些天马行空、笑傲江湖的侠客形象也几乎淹没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挺立在香江风云中的书生金庸。五六年前，我在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写《金庸传》的时候，读过不少香港等地出版的关于金庸的书，其中最令我欣喜的就是张圭阳先生这本书的初版本，是明报出版社2000年出的，叫《金庸与报业》，这本书是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改写扩充而成的，本来的题目叫《〈明报〉1959－1992：以综合方式了解一份香港中文报纸》，现在湖北人民出版社面世的《金庸与〈明报〉》不是足本（我简单地比对了一下，有一章整章删除，其他章节也有所删节），但是基本结构、脉络保持了完整性，通过这个版本，至少大陆的读者可以看到武侠小说家之外的金庸，他筚路蓝缕建立《明报》王国的内幕，看到一个1948年只身下香港的年轻人，如何凭才智、勇气和韧性，在陌生的土地上创造出奇迹的，看到香港社会变化的轨迹和时代风云的变幻，以及一个中国读书人如何应对这一切的点点星光。

这是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作者态度非常认真，下笔很有分寸，在史料上下了苦功夫，而且始终秉持了客观、中立的原则，写出了一部可靠的《明报》成长史，也写出了报人查良镛真实的心路轨迹，真实的思想、情感、观点。美中不足的是，在涉及大陆当代史的时候，作者显得有些隔膜，有些判断未免简单化了。这本书可读性也很强，处处都有令我们感兴趣、让我们回味的笔触。要完整地了解金庸、香港乃至整个中文报业史，这都是一本绕不过去的必读书。

金庸的社论特色

娱乐化的武侠小说充其量只是金庸生命的一部分，他生命中更重要的部分是办报、写社评，后者才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本。他曾多次说，《明报》是他毕生的事业和声誉。他的武侠小说是蒋经国、邓小平都喜欢的读物，但他之所以受到两岸三地乃至世界上一些政治领袖的器重，并不是因为武侠小说，而是他的《明报》。从1946年进入杭州《东南日报》开始，他的报业生涯长达半个世纪，从1959年手创《明报》，到1992年控股权转移，他主持《明报》33年，把一家既无资本为后盾、又无政治背景的通俗小报，办成了香港乃至华人世界家喻户晓的精英大报。33年间，仅他执笔的社评就有7000多篇。我当年之所以写《金庸传》，主要也是因为他的报人角色。说到底，在报纸上连载的武侠小说只能算是他办报的副产品，他本人也一再表示，“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无所谓的通俗小说”，不是“真正的文学著作”。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也正是金庸的大好年华，他一手写武侠小说，一手写社评，在高度商业化的香港社会取得空前成功。他的社评不仅文字出色，常常在就事论事的局促中宕开一笔。还有一大特色，就是喜作预测，而且他预测天下大事常常惊人的准确。他自己说，“我作的许多大胆推断，后来事实大都应验了，并没有重大失误。这不是我眼光好，只是运气不错。”对此，张圭阳的解读更为可信：“这种凭直觉或客观分析来预言，当然有时对，有时错，只是对的时候较多，《明报》也会大做文章，把当日预言兑现了的社评制版，重新刊登，令读者印象深刻；错的时候较少，例如‘文革’期间也有不少分析错了的社评，错了就不提，读者也就忘记了。”

金庸的社评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大公报》“文人论政”的传统。他有幸搭上过《大公报》的末班车，年轻时亲身接触过胡政之等老一代报人，虽然为时很短。老《大公报》人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他们深入骨髓的民族感情，面对日本强敌入侵时如此，二战以后，在民族尊严遭到伤害时也是如此。这一点一定程度上也在金庸身上得到深刻的体现。他到晚年还对记者说过，“很多技术问题都是我从《大公报》学来的……我投身《大公报》，心里很佩服《大公报》当时的不党不卖，评论事件很公正，完全报道。”

当然，金庸深知在香港，他与《明报》的选择注定了带有更多的商业特征和功利色彩，他对香港市民心理有较深的体察，即使在评论时事时，也不失商业机心。中国特色的“文人论政”到他身上已是余波。张圭阳一段论述，我觉得极为深刻而精当：“从金庸办报的心路历程，与其说是‘文人办报’，还不如说是‘儒商办报’来得更贴切一点。‘儒’指的是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商’是有企业精神的生意人。金庸也曾说，‘文人要有企业精神，才可以办报’。对金庸来说，他既是‘儒’，也是‘商’；对金庸来说，用‘儒商’一词来形容或许是比较贴切的。”

金庸的儒家价值观和民族意识

归根到底，金庸和《明报》都是特定时代之下香港这个特定社会的产物，有香港才有金庸，可以说，香港成全了他的梦想，他在很多方面都深受香港这个典型商业社会的影响。但在骨子里他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人。他年轻时学的是外语，直到老年，他宽大的书房里仍摆满了外文精装书，但他很少受西方文明的影响，终其一生，可以说他的内心都生活在传统中，这就不难解释他身上那种刻骨铭心的“大中国主义”情结。张圭阳先生在概括《明报》所表现出来的报业精神时，首先就指出儒家思想和强烈的民族意识这两点。金庸喜欢《诗经》、《左传》、《论语》这些中国文化的经典，他将自己熟悉并信仰的儒家价值引入社评，使他的笔下常常显得温暖，他对人性和民生的关注也都是从古代经典那里寻找资源。他始终把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当做立言的基础。鸦片战争，早在他少年时代泪水纵横的历史课堂上，就给他的一生留下了磨灭不了的耻辱。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理解他对香港回归的立场，理解他80年代后的选择和作为。

金庸的新闻观

金庸在办《明报》之初，就提出在政治上力求中立，信守“明辨是非”的信条，不接受任何方面的经济资助。以后他把“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作为《明报》的报训，他强调独立和客观。董桥曾经说，金庸请他做《明报月刊》总编辑，给他的聘书上就有这样的话，要他遵照《明报》一贯中立、客观、尊重事实、公正评论的方针，“在政治上不偏不倚，在文化上爱护中华民族之传统，在学术上维持容纳各家学说之宽容精神”。大多数时候，《明报》和整个明报集团确实坚持了这样的理想。正是在这这种办报方针下，他以《明报》为中心，成功地发展出了《明报月刊》、《明报周刊》、《明报晚报》等一系列报刊，受到不同层次读者的欢迎，赢得了声誉和市场。

金庸有自己的新闻观，他自认为从来没有变化，80年代，当他提出报纸从来不是社会的“公器”，而是老板的“私器”，只代表老板个人意志时，曾引起不同的争议。但他认定，“新闻自由，是报社员工向外争取的，而不是向报社内争取的。报社内只有雇主与雇员的关系，并没有谁向谁争取自由的关系。”并列举了英美著名报刊的例证。在他心中，可以说，《明报》就是他的“一人报纸”，这一点在有关香港前途问题的讨论中尤其明显。张圭阳的书只是如实地呈现了金庸的新闻观，没有轻下结论，读者可以继续思考。重读《金庸与〈明报〉》，我想表达一个读者对作者的敬意，这是一本信史，如果说《明报》曾经是创办人金庸一个人的报纸，那么，这本书就是张圭阳一个人书写的《明报》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