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曾经说过，中国文化传统是“史官文化”。顾准同意这一判断，他批评“史官文化”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确实，“史官”二字的重心在于一个“官”字，“史”在这里是服从于“官”，服务于“官”的，卷帖浩繁的二十五史都是史官修的“正史”，此外的史书都被看作是“野史”。说白了，所谓“正史”也并无自身独立的价值，是从属于帝王权杖之下的，充其量只是给帝王“资治”的镜子。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史官文化”毫无正面意义，司马迁以忍辱之身秉笔直书他栖身的当朝事，以文治武功睥睨一世的汉武帝对他的记录、评判也抱有或多或少的敬畏。还有更早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史官文化产物的正史，因为他们这样的史官一代代的努力而获得了一点尊严。

   进入近代，随着循环王朝的陨落，史官文化开始消亡，史官的功能实际上被新闻记者代替了，有些记者主观上并无这样的自觉，客观上却以自己手中的笔记录了亲历、亲闻的历史。有些报人本身就具备强烈的历史意识，报业巨子史量才认为报纸是“史家之别载，编年之一体”，他曾声言要把《申报》办成供后人借鉴的“史记”。《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说，新闻记者的位置就如同昔日的史官，史官要有不畏强权的精神，不惜杀身成仁的意志，而且要兼具才、学、识，记者也应该如此。

   今天看来，包括《申报》、《大公报》、《东方杂志》在内，未尝不是一部部各有特色、各有侧重的中国近代史，在摆脱了帝王一家一姓的统治之后，关注时代思潮、国计民生、社会世态的新闻记者，也已经超越昔日史官只能为皇家做起居注、为帝王将相立传的宿命，视野更为开阔，目光所及不再是狭隘的朝廷，而是社会各个领域、各个侧面。要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史，记者们留下的记录就是不可回避的第一手材料，那里面有一个个真实的侧影，那是不同眼睛看到的历史面貌，合在一起就是一幅大致上接近本来面目的历史画卷。

   可以说，一个独立的新闻记者实际上也担负着史家的职责，他的目光所及都将成为历史，他手里握的笔就是史家之笔，不仅记录今天，而且昭示后世。记者的责任因此而显得沉重，无冕之王的桂冠因此而笼罩着一层光环。我对中国近代史关注得比较多，在史料方面，最初我比较看重政治史、思想史上那些人物的文集，这些年渐渐转移到老报纸、老刊物以及报人、记者的文集上，原因在于后者更接近当时的社会生活，往往能从细微处看到历史的真相。比如一张新闻照片，就可以让我们知道，早在1909年慈禧太后出殡时有些新军士兵就已剪了辫子。

   只活了32岁的杰出记者黄远生，在民国最初几年发表了许多生动的通讯和犀利的评论，其立场相对中立、客观，对于我们重新认识那个复杂的年代，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部80万字的《胡政之文集》，从1912年到1948，则跨越了整个可歌可泣、大悲大喜、大起大落的过渡时代，从简短的电讯、时评到详实的通讯，这是一个记者眼中的风云，笔底的波澜，凝铸为“一个人的民国史”。

   澳大利亚国籍的莫理循以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身份在中国度过了大半生，目击时代的风云变幻，亲睹一个古老民族走向世界时的曲折和艰辛，以异域文化的视角，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写下的那些电讯、特稿、采访，无疑都有着独特而珍贵的史料价值。比如，他在辛亥革命前一年的那次西北之行，就见证了——即使是西北广袤贫瘠的大地上也开始萌动着新文明的嫩芽，新式教育、企业、警察、邮局、地方议会等都已出现，只是清朝主动变革的步伐迈得太迟缓了，才会被革命的浪潮所吞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