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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超越“平反”意识 “平反”真是一个非常富有中国特色的词汇，一次又一次的王朝更迭、时代转换乃至皇位更替、政策变迁，都会有大大小小的怨假错案在眼巴巴等着平反。2006年12月12日，曾经震动中外并改写了历史的“西安事变”已过去整整70个年头，这一幕历史主角之一的杨虎城将军被国民党当局秘密杀害也已经57年，近日传出的消息是杨家后人向台湾岛上的国民党提出了“平反”要求，杨虎城的孙子杨瀚曾先后给国民党两任主席连战、马英九写信，至今尚未得到明确答复。
在海峡对岸，马英九确实为“二二八”道过歉，为1950年代的政治受难者家属鞠过躬，历史的恩怨正以这样的方式得到消解，昔日颐指气使、杀气满脸的国民党已转变成为选举中的一个普通政党，再也不是蒋氏垂拱而治的时代了。在马英九的鞠躬、道歉、忏悔背后，无疑包含着一种历史性的进步。如果还停留在旧式的“平反”思维上面，我们是不可能理解这种进步的真实内涵和意义的。换言之，马英九今天以在野党主席身份背起的“十字架”，与那种“上”对“下”的平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海峡那边的潮汐起落，国民党的脱胎换骨，也已经远超出了我们对脸谱化国民党的认知范围。我不知道台湾岛上清理历史旧帐时，是否使用“平反”一词，但我相信，即使是同样的词，恐怕也不能划等号了。面对一个我们陌生的政治文化环境，我们也许还可以使用相同的语词、概念进行对话，但是这些语词、概念所蕴涵的含义事实上已起了变化。
我可以理解杨虎城将军个别后人的心情，也许他们依照“解铃还须系铃人”的逻辑，渴望国民党站在党的立场，给予“一生信仰三民主义”的国民党籍二级上将杨虎城一个历史交代或重新定位。如果站在历史的角度，那么，对于西安事变和杨虎城将军的功过是非，都应该交由历史学家去评判，而不是寻求国民党的平反和重新评价，或者所谓的“归队”。千秋功罪，毕竟不是包括国民党在内的某个政党能够论定的。即便有一天国民党正式发文件为杨将军平反，也丝毫不会给这位历史人物增添什么荣光，同样也不会损及他什么。这一切都已与他无关，他已隐入历史的晨蔼暮烟之中。可以肯定的只是，不管是谁下令处死杨虎城及身边的人，那都是侵害人权、剥夺生命的一桩罪行，蒋介石秘密囚禁杨虎城12年也完全是违反法律程序的侵犯人权行为，这都是值得永远谴责的。
西安事变是在70年前错综复杂的民族危亡背景下发生的，时过境迁，我们更应该把包括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在内的所有当事人，放在大历史当中进行审视和评价，决不是游离于那段大历史，转而希望一个今天台湾岛上的在野党对历史人物给出一个说法。即使在杨家后人中也有不同看法，杨虎城的另一孙子杨协认为，“共产党对杨虎城已经有评价了，老百姓也认可他，国民党平不平反不重要。”今天的国民党之所以能对“二二八”事件，对“雷震案”，对岛上千千万万的政治受难者作出道歉，首先是因为这一切都发生在岛上，与生息在岛上的男男女女血脉相连，它不能不对这些历史旧账作出应有的交代，这不仅顺应了人类政治文明的逻辑，也完全合乎岛上现有的政治生态。而杨虎城将军的悲剧是1949年以前在大陆发生的，源头远在70年前，那是年轻的马英九们挑不动的一幕大历史，就算他站出来向杨虎城的亡灵三鞠躬，现实的和历史的意义都将微不足道。何况对那段大历史的认识，国民党可能有着不同的看法，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导致了不可预测的后果，被软禁了差不多一辈子的张学良因此而被认为“千古罪人”。如果考虑到1949年以后的新政权带给全民族的灾难，“西安事变”是功是罪，千秋史笔，自有定论。
现在，最重要的是超越“平反”意识，走出旧传统中的“平反”思维，告别帝王时代的臣民心态，以现代思维、公民心态，重新认识历史。“平反”是帝王时代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统治者对含冤受屈者的一种恩赐，一种事后的纠错和补偿机制，其目的往往是强化原有制造冤案的制度，这不是一种真正的公正。历史的公正只有通过历史的进步来体现，而不是祈望施暴者未来的施恩。这种祈盼的结果往往是悲剧的循环，是冤案与平反周而复始的轮回。
基于此，包括杨家后人在内，与其把精力花费在向国民党写信呼吁“平反”上面，不如超越长期以来困绕我们民族的“平反”意识，下功夫寻找历史真相，关于杨虎城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复杂背景、事变后的遭遇以及最后被杀害，等等，都有许多的历史细节没有搞清楚。马英九曾委托国民党党史馆馆长邵铭煌至少要搞清楚：一是杨虎城在欧洲访问，为什么突然回国？二是1949年蒋介石是否曾下令杀害杨虎城？这两个历史疑问迄今还没有答案。随着时光的推移，我相信，不仅这个历史疑问，还有很多围绕着西安事变，围绕着张、杨两位主角的疑问都会渐渐浮出水面，那要靠新的档案史料的发现，靠史学界长期不懈的努力，当然更要靠时代的持续进步。“不信青史尽成灰”，不断恢复历史真相的过程就是一个找回公正和尊严的过程，这一思路与寻求平反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在历史的天平上，真相远比“平反”来得重要。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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