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零五年前，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新史学》一文，批评我们传统史学的四大弊端：一是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几乎成了二十四姓的家谱；二是只知有个人不知有群体，历代史书无非为帝王将相立传；三是只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是只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他为此大声喊出“史界革命”的口号，并且认为“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写下《世界史纲》的韦尔斯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难道像贝多芬这样光辉的名字在历史上的地位竟然比不上同时代的塔勒兰（法国外长）和卡斯勒累（英国外长）之流的政客们的地位吗？然而，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类的文明史差不多被简化成了权力争斗史，这种观念已经深植于许多人的头脑之中，要改变这一点确乎很难。

   因此，一年前，当按照文明史观新编的高中《历史》在上海全面投入使用时，就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有热烈的肯定，有急切的否定，有冷静的观察，有隔岸相望、雾里看花的惊呼。长期受阶级斗争史观浸染的人，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历史课本，产生新鲜、错愕乃至义愤，也许都是正常的。外国媒体断本取义、不明就里、不无夸张、不够确切的报道，或许也可以理解。新生事物的出现总是会引发各种各样不同的反应，关键是我们的社会要以更开放、更包容的心态、眼光看待这一切，有足够的能力应对是是非非的议论。

   不幸的是，仅仅一年，这本新版历史教材就遭遇了被废止的命运，取而代之的是两个月内匆忙赶出来的还未完成的更新版。《南方周末》的报道称，这也许是“新中国教育史上最短命的教科书”。国家历史课程标准组组长朱汉国对记者说，这本教科书“没有政治问题”，只是有些学术上的问题，是可以坐下来讨论的。从记者的采访我们知道，所有编写构想、框架都是执行上海市教委的指导思想，先获得教材改革委员会审查通过，再经过上海课改办的2道审查后，开始进入试点。在通过上海市课改委组织的专家组审查后，再经上海市委办公会议通过，才投入使用。如此重重叠叠、一层又一层的把关，一次又一次的审查，何况负责审查的领导政治意识很强，经常说：“教科书不是你个人的学术著作，是政府意志的体现。”经得起这样严格的审定程序，连一只苍蝇恐怕都很难偷越，哪里还会有什么政治问题？即便他们强调的文明史概念也不是他们的创意，而是根据国家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有关“政治文明、经济文明、思想文化文明”的规定。所以主编苏智良教授觉得“冤”，朱汉国也觉得“拔到政治点上来讲，跟意识形态扯上边，根本没有必要”。

   既然不是“政治”，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这本教科书的夭折？是什么让苏智良先生培养兼具民族精神和世界意识的“新公民”梦想“碎落一地”？从浅层次上，我想主要有两个因素，第一，是习惯思维的强大。没有在阶级斗争史观、五阶段论框架中跳出来的人，包括一些史学专业人员，他们的保守性、封闭性思维，不能接受甚至不能容忍任何新观点、新视角，排斥不同思想，喜欢上纲上线。李文海、沙健孙、张海鹏等7位历史学家的批评意见是致命的，他们给这个版本下的结论是：“编撰者思想混乱，……‘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的表现比比皆是。”有人甚至上书中央，干脆要求全国采用统一的一种历史教材，取消不同的版本。其实，现在通行的高中历史教材也只有少得可怜的四种，都是经国家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通过的。

   第二，是行政力量的强大。对一种历史教材有不同看法，乃至个别人有些比较尖锐的意见，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新版本有各种缺点并不可怕，不是还可以进行修订，逐渐完善吗。问题在于一种历时6年编出来、曾试用3年，通过了严格审查程序的教材，它的生命完全握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手上，既可以让它继续生，也可以令它立马死。那么多参与编写乃至一道道审定的人，他们的心血、汗水和付出脆弱得如风中的落叶，可以忽略不计。行政力量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下决断，不须顾及任何其他的因素，在它的钢性力量面前，当事人的主张、愿望、劳动，社会的目光、期待、舆论，几乎都等于零。一本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陨落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它的命运中也许可以照见每个人的命运。此刻，我最心伤的是苏智良先生以及上百位参与编写者，他们小小的梦想如同美丽的花瓣，顷刻间零落成泥碾作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