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诺贝尔物理奖得主、82岁高龄的哈佛大学教授罗伊•格劳伯到上海延安中学，有中学生提问，为什么中国的实验室现在培养不出诺奖得主？他如此回答：“决定一个实验室能不能出诺奖得主的关键不是设施好坏，而是实验室的氛围。即使有最好的设备和设施，如果一个实验室总是急功近利，也肯定不会出现优秀的科学家和成果。科学家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而不是‘为了拿什么奖’。” （《报刊文摘》2007年7月2日）

   罗伊•格劳伯的答案虽然简洁，却有着发人深省的力量。拿他的这番话来审视中国的大学，今天最大的问题决不是出在硬件设施上面，而是在软件上面，也就是他所说的缺少了一种“氛围”，曾几何时，我们也习惯将某种“氛围”作为衡量一所大学的标准，第一流大学之所以令人向往，不是它的堂皇建筑，不是它的气派校门，不是它的规格、等级，更不是它的占地面积、草坪大小，那些可以量化、可以用来宣传的东西，而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可以感受到的氛围。这种氛围建立在大学的核心价值之上，那就是大学有自己的角色定位，它不是一个企业，不是一个行政机关，不是一个职业学校，它是 传承人类文明的地方，是提升人类精神的地方，是守护人类尊严的地方，它的核心价值就是追求真知、真理。

   现在流行一种说法，权大学问大，位高专业水准高，行政权力俨然成了大学的中心，一切都围绕着行政机器转动，行政信奉的价值毫无疑问也就成了大学的价值核心，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说穿了无非权钱而已。在这一大趋势下，人们在意的是拿到什么等级的课题、项目，通过什么级别的验收、考核，能够挂上什么档次的牌子，成为什么基地、站、点，归根到底是能拿到多大程度的好处，得到多大的利益。大学仿佛也是个市场，日益陷入与经济利益相关的繁杂事务中，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埋头做实验，坐冷板凳，把铁棒磨成绣花针的地方，大学之大只剩下了大楼之大、人数庞大之大、圈地规模大之大、校长官大之大。这不是大学之荣，恰恰是大学之耻。大学本来是最讲荣耻的地方，是有道德感的地方，然而，在一片纷纷攘攘的喧嚣当中，我们的大学渐渐变得不问荣耻，目光只盯住眼前的一点小得小失，真正的大学核心价值如同流沙一般，在时间的脚指缝中逐渐流失，有良知和担当、敢于说真话的教授遭到排挤、压制的新闻不时见诸报端，在这种氛围当中，学生更是无所适从，多数人只能随波逐流，跟着感觉走，更遑论通过接受大学教育建立起自己的核心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中国大学面临的最大危机的就是核心价值的错位或者说真正核心价值的流失。

   放在全球背景下来看，我们的大学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曾看到过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发布的“2007年世界一流大学及学科竞争力排行榜”，排名前十位的除了日本的东京大学，其余九所都是美国的大学，遗憾的是中国没有一所大学能进入前100名，北京大学排名192，清华大学排名196。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样一个排行榜说明不了什么，不足以论定中国大学在世界上的位置。但是，这个排行榜前100位中没有一所中国大学，至少值得我们反思。

   一个多月前，在浙江大学举办的环太平洋大学联盟第11次校长年会上，杜维明在题为《21世纪的人文精神》报告中指出，“大学应培养公众知识分子，而不仅仅是专家。教授们应该参与社会、参与政治，并且具备文化敏感性；大学生不一定成为社会灵魂，但应该成为核心价值的保卫者，他们要服务社会、为个人提供机会、自立、接近真理、理解人类以及具有人文精神。”杜维明先生是海外华人中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我向来对他缺少敬意，认为他抱住祖宗牌位不放，想不到他能说出这样一番话来。我尚无缘看到这篇报告的全文，仅就《科学时报》报道的这些内容来看，我以为杜先生抓住了眼下中国大学的症结所在。大学怀抱着躁动不安的功利之心，一天到晚，以非科学、非学术的心态来回折腾，既不大可能在专业上出什么大成果，也失去了大学应该守护的核心价值，成为掏空了灵魂的空壳。从这样的大学里出来，能指望大学生成为核心价值的保卫者吗？这样的大学还会有多少创造力、竞争力？

   一个大学没有核心价值，就如同只剩下躯壳，只是物质的存在，不会有精神力量，更不会受到全社会的尊敬。对中国的大学来说，现在面临的一个重要题目就是重建自己的核心价值，找回自己的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