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蒋经国宣布台湾解除“戒严”，结束长达38年的“戒严”时代。在“戒严”体制下，“警备总司令部”可随时进入公民家中检查户口，审查和惩罚书报杂志，可制止、解散公民的游行集会，可禁止公民罢工、结社，可对公民的出入境自由进行严格限制，可任意拆阅、扣留或没收公民的私人邮件、电报，乃至以军法来审判非军人的一般公民，等等。一句话，“宪法”赋予公民的大多数基本权利几乎都被无情剥夺。诚惶诚恐地在这种“老虎”体制下生活了38年之久，岛上民众终于迎来了“解严”的一天。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对此反映非常平静，甚至有点儿冷淡，没有出现人群纷纷涌上街头狂热欢庆的景象。

   这一天的到来其实并不突兀，在此之前，1986年9月28日，民主进步党在台北市圆山大饭店破壳而出，无疑是对“戒严”体制和国民党权威的一次正面挑战，按他们的统治逻辑和思维惯性，那是一定不会容许的，其时离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不到7年，被军法审判的民间反对精英还在狱中苦熬，一时台北上空阴云密布。没有想到的是，老态龙钟的蒋经国权衡再三，认为国民党不能再墨守成规，以不变应万变，而是要以变应变，决定对新生的民进党采取“宽容”政策，“不承认，不取缔”，实际上默许或者说容忍了民进党的客观存在。他在党内高层会议上说：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和民众永远在一起。”

   20多年后，我们不妨把这番话看作是他的“革新宣言”。这样做实际上也是利大于弊，对内争取民心，缓解社会冲突，化被动为主动，对外顺应潮流，改善国际形象。他因此争得政治变革的主动权，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一个新的时代由此开启。对民进党来说，这也不是天上掉下的大馅饼，而是长期不懈追求的成果，在正式组党之前，党外批评时政、呼吁民主，以及参选地方公职、民意代表的努力一直在顽强地持续，并由此形成了“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等政治性社团。如果再上溯到雷震等人倡议组党的时代，他们已苦苦追求了三十年。20年前发生的这段历史，可以看作是一个政治领袖与民间力量的良性互动，其结果是双赢。

   有人说，蒋经国以温和态度应对民进党的诞生，是因为考虑到镇压的成本很可能比宽容还要大。这个说法诚然有一定道理，那几年，因为丑闻频发使他的统治陷入了困境。1984年，《蒋经国传》作者江南在美国遭台湾情报部门暗杀。1985年，台北发生官商勾结、坑害数千储户的“十信案”。这些事件的曝光都使台湾的国际形象大大受损。与此同时，海峡此岸因为经济改革释放出来的动力，受到国际瞩目。在这种压力之下，蒋经国也在寻求新的应变之策，加速政治革新的步伐。

   不过，仔细寻找历史的轨迹，蒋经国从默认民进党到解除“戒严”，开放报禁、党禁，并不完全是被动的、无奈的抉择，更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想法，而是经过了相当时间的酝酿。早在1979年“美丽岛事件”发生前，他就曾有过与党外政治力量沟通的安排。

   1983年，在接受西德记者采访时，他第一次肯定了党外运动的作用，公开承认党外反对运动对社会进步有助益。1986年5月，由陶百川、胡佛等四位知识分子做中间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与党外代表有过两次面对面沟通。9月初，蒋经国对美国记者表示国民党已在研究开放党禁。也就是说，民进党出世之前他已多次放出善意的信号。

   毫无疑问，蒋经国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有国际的背景特别是美国的影响，有岛内民间反对运动持续不断的抗争，民意不可违，还有种种错综复杂的客观因素，但有一点不能否认，那就是他个人主观上的诚意和努力，他的胸怀、眼光和气度，他身上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所给予他的重新创造历史的勇气，疾病缠身的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他要向历史作出交代，给岛上留下一个和平转型的空间。这是他的睿智，也是他的务实，他在生命最后时光的大手笔成就了一个政治家的美名，成全了那块饱经患难的土地。有的时候，特别是关键时刻，一个处于关键位置的政治人物，他的取向、选择往往能决定历史的走向。蒋经国正是以他暮年的作为而名留青史。20年前，他解除“戒严”，使台湾在他身后顺利完成代价最小、不流一滴血的政权交接，使台湾人民从此不仅享有繁荣的经济，富足的生活，同时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表达的自由和选举的自由。无论台湾还有着这样、那样令人不满意的地方，无论世人对台湾今天的民主化程度有着如何不同的评价，我们都不能不承认，那是一个弥漫着活力的开放社会，一个多元的民主社会，这一切固然是半个多世纪来包括雷震、殷海光在内的几代人奋斗、牺牲累积的结果，但也离不开蒋经国20年前的远见和决断，没有他，岛上的民主进程可能完全是另一番摸样，历史究竟是由具体的个人创造的。没有蒋经国的大陆，通往民主之路注定了更加艰难，更加曲折。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