蓦然回首，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发表已经整整50年。前些日子读了北大右派学生张元勋的回忆录，其中提到，一批怀抱理想主义的北大学子要创办一份自己的刊物《广场》，身为校长的马寅初曾慷慨表示要资助他们500元，放在半个世纪前，这无疑是一笔巨款，一个北大学生那时一个月的伙食费不过12元5角。据说这笔钱是他一篇关于节育人口的论文的稿费。因为反右运动已是山雨欲来，马寅初实际上处于包围之中，资助最后没有兑现，但这件事曾激动和温暖过张元勋、陈奉孝们的内心，令他们半个世纪后仍念念不忘。我不知道那篇论文是不是就是名留青史的《新人口论》，马寅初曾为此蒙尘20年，也为此赢得了超越时代的荣誉。50年后，当世人再次把目光投射到《新人口论》和马寅初身上时，我们不能不感慨历史的公平，这也许是对一个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最大的安慰，也是对后世知识分子最好的启示。

   知识分子不应该只是某个领域的专家，在自己的专业方面保持创造的活力，而且要承担社会责任，关怀民生，服务社会，在任何时候都能坚持说真话，做到以真理为依归，不患得患失，不斤斤计较，不把眼前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即使在横逆袭来之时，也不低下高贵的头颅。这样的人，才称得上真正的知识分子。这是爱因斯坦、罗素他们的选择，也是胡适、鲁迅、马寅初和顾准他们的选择。今天，马寅初之所以受到普遍的敬意，首先并非因为他是有成就的经济学家，不是因为他担任过北大校长，而是他身上体现出来的知识分子品格，那种浩然独立的人格力量。50年前，他明知自己的观点不合当时的时宜，会给自己带来不可预测的风险，依然义无反顾地说出真话，甚至在遭到批斗、围攻之时，在强大的压力面前，他依旧毫不屈服，显示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凛然风骨。

   现任北大校长许智宏在纪念座谈会上称之为“永恒的北大之光”，高度赞誉：“马寅初先生的风骨不仅传承了北大精神，而且发展了北大精神。”北大精神到底是什么？也许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表述，早在1927年马寅初曾以“牺牲主义”来概括北大精神，就是不顾一己私利，勇敢直前，服务于国家社会。可以说，他一辈子践行了这样的北大精神，在国民党统治时代，他身为经济学家，不断地说出那个时代的真相，不畏权势，不怕报复，直言无忌地批评炙手可热的强势利益集团。1940年，他在给陆军大学将官班演讲抗战财政问题时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存亡的严重关头，全国上下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则既不出钱，又不出力，囤积居奇，发国难财。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权势，利用国家经济机密从事外汇投机，大发超级国难财。”并指名道姓地说出——“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必须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把他们不义的家财拿出来充作抗战经费。”他的言论如此锋芒毕露，如此毫不留情，如今读来依然有惊心动魄之感，这是今天那些为官方政策作注脚、为大款做托的经济学家们连想都不敢想的。这些言论当然大大地得罪了权贵豪门，他因此一度被软禁在偏僻的贵州息烽，也因此获得巨大的社会声望。

   马寅初因痛感国民党的腐败而选择了他所陌生的共产党，这是他后来悲剧的根源，显示了他天真的一面。但是，即便在他期待和向往的“新时代”到来以后，他也没有放弃独立思考，放弃说真话，像郭沫若之流那样成为只会唱赞歌的喜鹊，成为一个可耻时代的应声虫、传声筒，《新人口论》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对知识分子而言，老实说，说真话算不上一个高调的要求，只是一条立身处世问学的底线而已。但不说真话一定是可耻的。一切荣耀归于说真话的人，以时间作证，那些由虚伪、贪婪、懦弱和犬儒编织起来的精美花环注定了只是泡沫，50年后马寅初受到的普遍尊敬只不过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