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说中国有“四病”:无知病、贫乏病、兵匪病、外力病。
   胡适说中国有“五鬼”: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
   1920年12月15日，张东荪正在上海主编有名的《时事新报》“学灯” 副刊，他在《改造》杂志发表长文《现在与将来》，其中提出三个问题，一、中国的现状是什么？二、从现状所潜伏的趋势推测未来将是怎么样的？三、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时，他指出中国的现状是“四病”交加，所谓“四病”一是“无知病”，二是“贫乏病”，三是“兵匪病”，四是“外力病”。“无知病”和“贫乏病”，使中国没有形成市民社会，工人、商人的数量都不大，构不成有力的社会力量；“兵匪病”导致军阀当道；“外力病”使中国的民族产业很难得到发展。“四病”当中，“无知病”和“贫乏病”带有根本性，不是短期所能解决的，“兵匪病”对中国的危害最为严重，是阻碍社会进步的主要病症，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1929年12月，胡适在《新月》发表《我们走那条路》，提出“五鬼”闹中华的说法，与张东荪的“四病”有相似处。他说的“五鬼”分别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他把“五鬼”又称为“五大仇敌”、“五大恶魔”，“疾病是我们种弱的大原因”，“愚昧是更不须我们证明的了。……因为愚昧，故生产力低微，故政治力薄弱，故知识不够救贫救灾救荒救病，故缺乏专家，故至今日国家的统治还在没有知识学问的军人政客手里。”“贪污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大特色。……这个恶习惯其实已成了各种社会的普遍习惯”。

   胡适指出打倒这“五大仇敌”，毁灭这“五鬼”，便是同时建立我们的“新国家”，他心目中的“新国家”是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治安的”包括良好的法律政治、长期的和平、最低限度的卫生行政，“普遍繁荣的”包括安定的生活、发达的工商业、便利安全的交通、公道的经济制度、公共的救济事业。“文明的”包括普遍的义务教育、健全的中等教育、高深的大学教育，以及文化各方面的提高与普及。“现代的”总括一切适应现代环境需要的政治、司法、经济、教育制度以及卫生行政、学术研究、文化设施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