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到西南一个小城去看朋友，朋友开私家车送我去相邻的一个县看风景，没想到车开出不过几十公里，收费站竟有7个之多，有过路费、过桥费，名目繁多，过一回，就得规规矩矩地停车、掏钱，令人不快的不光是收费站之密集，还有道路的坑坑洼洼，我们无法知道，这些收取的买路钱都用得哪里去了。当时，我就自然而然地想起了上海大学朱学勤先生的一个说法，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有一次在家里给研究生讲课，讲到国家税收和黑社会保护费之间的差异，他脱口而出：“什么是国家？合法的黑社会；什么是黑社会？还没有合法化的国家。”我还联想到“买路钱”三个字，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钱。只是在这里收买路钱是合法的，不是土匪，不是黑社会，而是一个个庄严不可侵犯、代表某级行政机关的收费站，它们俨然屹立、不可抗拒。此外，收买路钱的小伙或姑娘受过文明礼貌训练，在一片方言声中使用的是漂亮的普通话，收钱之后不忘祝福司机好走。合法与不合法毕竟不一样，一旦合法化，收买路钱来也变得温文尔雅。然而，在这种温文尔雅的收费背后乃是不能质疑、不能拒绝的国家暴力。
   合法化的买路钱以及形形色色不合理、不公平的以合法化面目出现的收费，都是借助合法化的国家暴力才得以大行其道。作为中国公民，我们不能对这一切提出质疑，不能在大陆的媒体上提出公开的批评，也没有一个公共场合可以公开讨论这些问题，换言之，我们只能无条件地接受包括买路钱在内的各种披着合法外衣的收费、税收。我当然不认为所有收费包括有些买路钱必然都是不合理的，有些收费即使经过公开讨论、包括真正的听证之类程序也是可以通过的，中国公民实际上也是理性的，或者说通情达理的，是说得通的，只要官方拿得出站得出脚的理由，而不是一切策划于密室之中，实施于马路之上，抱怨、牢骚可能会少得多，推行起来也就顺利得多。
   如果以合法化的买路钱为例，我想，我们反对的首先不是买路钱本身，而是公民有权事先知道涉及自身利益的事务，并且就这些事务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比如哪些地方、哪些路段哪个部门有权决定设立收费站，比如收费标准，比如收费做何用途，比如交费之后可以享有怎么样的交通状况，等等。如果这一切都是透明的，作为公共事务，相关公民不仅拥护完整的不打折扣的知情权，而且有充分的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还有监督、约束行政权的渠道、程序可循。那么，一切问题都可以得到合情合理的解决，也不会出现几十公里内出现七处收费站，更不会出现收费的部门多如牛毛、修路无人问津的现象。问题的要害，实际上就是中国公民权利的匮乏，原本为公民服务的公权力却无限膨胀，上上下下，从东到西，每个地方一点芝麻、绿豆大小的公权力都可以随意侵害公民的神圣权利。权力与权利完全处于不对等的地位，这要比收买路钱来得更严峻、更可怕。
   公民的权利没有保障，公权力实际上不受任何约束，它们的任何举措都打着合法的旗号，穿着合法的外衣，骨子里无非是为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乃至官长利益服务，每个以“人民”名义设置的机关都与人民无关。买路钱不过是其中一件不起眼、不足道的小事，类似的事情在我们这个时代确实数不胜数，只是我们平时已经麻木，麻木得成了习惯。就像我们年年月月高举反腐败的旗帜，腐败却愈来愈严重，乃至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一般民众现在对腐败已熟视无睹，引不起丝毫的兴趣，对腐败的麻木和无奈后面是一种绝望。指望现有体制真正解决腐败问题无疑就是缘木求鱼。这一点大凡有一点常识的人无不清楚，清楚归清楚，还是要生活下去，要怨也只怨自己是中国人，生在这个无药可救的国度。有报道说，大学生对煤矿工人进行调查，结果发现矿工们面对矿难大有视死如归之慨、前赴后继之勇，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看来，“贫穷比矿难更可怕”，为了挣钱谋生，虽然明知下井危险，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其实，要说贫穷比矿难更可怕，那么，比贫穷更不怕的就是社会不公，占人口比例最少数的的人不劳而获，凭借权势，占据了这个社会最好、最大份额的资源，而据人口绝对多数的人只能冒着生命危险去获取生存资源。这是最大的不公平。好在中国人世世代代做惯了顺民，一般情况下不会选择逆来顺受以外的道路，因此也便宜了那些脑满肠肥、人性黑暗的强势阶层，可以继续在大大小小的金字塔尖上拉屎拉尿，视天下为囊中之物，玩世人于股掌之上。

   所谓的合法化不过强者对公众的一种托词，老实说，合法化迷信在我们这里已经幻灭。从合法化的买路钱到准合法化的腐败，合法化之下，一切似乎都名正言顺。然而，在中国的土地上，当我们见惯了借合法之名大行其道的种种丑恶之后，对于合法实在敬畏不起来，有之，也不过是恐惧或无奈。合法，合法，有多少罪恶借汝之名以行？这句话用在这里是多么的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