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跟同学们相会在稽山中学，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绍兴，却是我第一次来到稽山中学的校园里，以前只是在稽山中学的校门口吃过面，吃过年糕，但没有进来过，没想到进来感觉这么好。据我所知，稽山中学是一个具有75年历史的老校，而且它的创始人之一邵力子先生跟我所研究的问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做过上海《民国日报》的总编，跟我所研究的新闻史有一定的关联，这样一个人物是你们学校的创始人，我感到很亲切。你们学校的校歌第一句话是叫“千岩竞秀、万壑争流”，是非常漂亮、非常能打动人的校歌。校训叫“卧薪尝胆”，而且出自邵力子的手笔，今天我还看到那块碑了。这样的学校是一个有历史传承的学校，是一个有传统的学校。75年的历史虽然不算长，放在整个中国来说，百年的名校已经有好多，但是有75年的历史也不容易。一所学校能从“九一八”事变以后能够一直延续下来，到今天还是一所生龙活虎的学校，在绍兴也算是名列前茅的一所学校，我觉得特别不容易。你们能有机会在这样一所学校学习应该是非常荣幸的，我感觉比我读过的那些中学都要好。绍兴对于我个人来说，是一个怀有敬意的城市，踏上绍兴这块土地，每次都是来朝圣的，因为这里曾经诞生了许多近代史上的杰出人物，古代史上也有很多，比如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所以鲁迅说这是一个报仇雪恨之乡，是一个了不起的地方，这块土地也是天下文脉所系，是整个江南的重心所在，一个绍兴代表了一个中国，从绍兴出发的人物可以覆盖整个中国近代史。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从绍兴出发寻找中国的现代之路”。

   看到你们灿烂的面容，我确实特别开心。近20年前，我也曾经是中学的语文老师，但是离开中学将近20年了，跟你们这个年龄的孩子见面的机会非常少，接触的人年龄比较大一点，大学生、研究生更多一点，见到你们这个黄金年龄的孩子，我好像回到了20年前，我自己的青春时代。那个时代我只有20来岁，我在中学的时间非常短，只教了三个学期，没有带完一届学生，但给我的一生留下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所以我非常怀念我在中学教书的一段生活，所以我会在成年以后还编了一本《过去的中学》，实际上我的中学情结一直没有断。包括我现在给一些报纸写专栏，中国科学院有个报纸叫《科学时报》，我每个月给它写一篇评论，都是关注教育问题。这里有一本书叫《偶像的黄昏》收录了很多我在报纸上评论当前教育问题的一些短文。我的心中一直有一个教师梦，即使离开讲台近20年，我也始终没有忘怀这个梦。

   现在我们还是回到我的题目绍兴上面来，绍兴历史上的人物，古代的我们不说了，王羲之、陆游这些不说了，我们讲近代，近代的主要人物，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秋瑾、鲁迅和蔡元培，这三个人物最有代表性，他们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价值层面的追求，三种不同精神侧面的追求，但他们追求的大方向是一致的，他们追求什么方向呢？这个一致的方向就是让中国走向现代之路，从古代走向现代。在他们之前的中国可以说是古代社会，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蒙昧时代，中世纪的时代，从他们之后，开始向现代之路上走。那为什么说他们代表了三个不同的层面或者三种不同的侧面呢？在我看来，秋瑾代表了追求民主共和的理想，是追求一种政治制度，主要是在政治层面上；鲁迅代表的是思想文化的层面，它追求的是立人，人的现代化，改造国民性，让中国人变成现代人；蔡元培代表的是教育层面，他为中国现代的高等教育奠定了基础，开创了中国大学的传统。我们中国的大学以前是没有的，在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之前，我们只有太学。太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大学，它是古代书院的顶级的一种设置。近代的中国大学就是从北大开始的，在蔡元培手里，北大才成为真正意义的大学，现代意义的大学，在蔡元培之前，也有其他人当过北大的校长，像严复，但他们没有成功地把北京大学办成一所第一流的、国际承认的现代大学。只有到蔡元培的手里，北京大学才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流的现代大学。可以说蔡元培开创了一个新的学统。这样来说，这三个人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价值追求。所以我觉得他们三个人最有代表性。然后，我想说明一点，这三个人不是孤立的，孤零零的，在秋瑾背后是一个追求着民主共和理想的群体，光是在绍兴，她的同志就有徐锡麟、陶成章，还有一批跟她一样的仁人志士在清朝末年追求民主共和理想。鲁迅，我们知道，别的不说，他还有一个弟弟周作人在现代文学史上也是贡献非常大，他的散文、他的文学批评、他的翻译都是很有贡献的。蔡元培就更是这样，他的背后有一个群体，一个知识分子群体。这些人我们不说远的，我们就说绍兴方圆百里以内，北京大学有三个校长是绍兴人，或者是绍兴方圆百里之内的。除了蔡元培之外，第二个是蒋梦麟先生，他当过17年的北大校长。第三个是马寅初，1949年以后第一任北大校长就是马寅初，他是嵊县人，离这里很近，都是属于绍兴周边的。第四个人是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他是个著名的科学家，气象学家、物候学家，是正宗的绍兴东关人，现在好像行政上划到上虞去了，但都是属于绍兴文化圈的。我们把绍兴周边的地区叫做绍兴文化圈，或者叫越文化圈。所以整体上来说都属于绍兴，即使在地域上跟绍兴相距也不到一百里地，都是这个地块的。如果还要加上一个人的话，还是一个大学校长，曾经当过清华大学校长、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先生，他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罗先生的祖籍是绍兴。如果这样说的话，绍兴这块土地光是为中国奉献出来的第一流名牌大学校长就有五个，这些人在自己的学科上也都有卓越的建树。所以说蔡元培也不是孤立的，他背后光是绍兴就出了那么多大学校长。

   鲁迅、秋瑾、蔡元培他们三个人一生所努力的方向，总体上是一致的，都是要把中国从古代带入现代。我举蔡元培为例，他17岁中秀才，23岁中举人，26岁中进士，28岁点翰林，从17岁到28岁，完成了中国科举时代的整个过程，在科举时代他能走的已经走到了顶点。一个人一生中，一个人在学历的追求上，头衔上，至高无上的就是翰林，没有更高的，没有什么好求的了。按他这样的一个人，像我们传统的古诗里面讲的，叫“一日看尽长安花”，就是人生最得意的那种，都已经达到了，这个境界，功名富贵都已成为囊中之物。但是他生的年头，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是中国开始变化的时代，是在甲午战争前后的那个时代，他面临着的中国是一个千疮百孔、忧患丛生、外国列强虎视眈眈、民族危机紧迫的年头。他不可能安心地在翰林院这个位置上呆下去，他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没有被革职，没有被牵连，但他放弃了得来不容易的、天下那么多读书人都追求的至高的职位，毅然地告别了朝廷，南下回到绍兴，开始走上了民间办学之路，做一个教育家。从绍兴再到了上海，一路过来办了很多的学校，包括女学，那是中国最早的女学之一。所以后来他当了北京大学校长，他就废除了女生不能入北大的禁令，开创了男女同校的先例。男女生可以在一个学校读书，这在中国以往是不可以想象的。现在当然很平常了。蔡元培不光是走了教育家的路，而且他选择了革命家的路，在办学的同时，他以翰林的尊贵身份开始学习造土制炸弹，目的就是要推倒当时的满洲族的统治，推倒那个腐朽的政权。他一边办学，一边造炸弹，也就是一手办学一手革命，到了辛亥革命，他这条革命道路居然走通了，大清王朝居然给推倒了，绵延了267年的清王朝被颠覆了，在中国绵延了2000年的帝王制度居然被送进了历史的博物馆。

   蔡元培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成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教育总长，在孙中山辞职之后也跟着政府北迁，继续当袁世凯时代的教育总长。他一共当了将近半年的教育部长，时间不长，但是，我们今天的所有的中小学、大学的体制，实际上都是在蔡元培当教育总长的时代奠定基础的。他把外国的学制引入了中国，当时的教育次长是一个教育家叫范源濂，是梁启超的学生，他们俩有一个争论，范源濂说我们要先把小学办好，为什么呢？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把中学办好，中学没办好，大学不可能办好，所以应该先把小学办好。蔡元培说不对，应该先办好大学，没有办好大学，中学没有师资，如果中学没有办好，小学没有师资，所以小学也办不好。这是一个著名的争论，这个争论是个循环论，是个“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论，实际上不但小学要办好，大学也要办好，所有不同阶段的学校都要办好。两个人强调的合在一起就完整了。这只是代表了两个教育家不同的侧重面，范源濂更侧重中小学教育、基础教育，蔡元培更注重高等教育，所以他最适合当大学校长。过了几年，他真的就当了大学校长。相隔四年半以后，他有了一个机会，北洋政府要请他去做北京大学校长，所以他就去了，他在北京大学，从1916年冬天到1927年，前后有10年时间，但实际上在北京大学办事，名副其实当北京大学校长的时间一共不足五年，大部分时间他都不在校，在欧洲，或者其他地方，他曾到国外法国、德国去学习哲学、伦理学。在这10年中，不管他在不在校，其实都是按照他所确立的那一套办学方针在做，因为他不在时另外一个绍兴人蒋梦麟代理校长，蒋是北大的总务长，蔡元培不在的时候，他代理校长，蔡元培的方针在蒋手里得到了切实的执行。蔡元培的方针是什么呢？他的办学理念很简单，大家都知道，只要读过中学历史，里头有八个字，就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思想自由就包括了学术自由、学习自由、教学自由，“兼容并包”就是讲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学派、不同的主义都可以在学校里进行公开的传播、公开的教学、公开的研究。所以他请人很特殊，他在北京大学既可以请赞同君主复辟的那些人，比如说大学问家刘师培是主张君主复辟的，比如说清朝垮台了脑后面还拖一根小辫子的辜鸿铭，很多人都有意见，就是说蔡先生你怎么可以请这些人来北大做教授呢？蔡元培是怎么反驳的呢？蔡元培说，同学们我不是叫你们学辜鸿铭的小辫子，而是让你们学他的英文，学英国诗歌。因为辜鸿铭的英文好得不得了，他能把中国最难的四书五经都用英文翻译到西方去，德国曾经把辜鸿铭翻译的四书五经当作大学生的参考书来使用。他的翻译的水平非常高，他自己不光是通英文，而且通七八国的文字，什么拉丁文、希腊文、法文、德文都通，在北京大学碰到其他的外教，如果是德国籍的教授，他就跟他说德文，碰到法国籍的，就跟他讲法文，他什么都会讲，在语言方面很有天分。他是个华侨，但是他又向往传统文化，自学中国的传统文化，他的国学根基很深，最后变成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专门捍卫中国的传统文化。他学成归来，回到中国来了，没有回到他的出生地去，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一生致力于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所以他是一代文化怪杰，很有意思的一个人。这样的人，蔡元培可以容得下他。刘师培是一个国学大师，在国学上很有造诣，但是这个人人品不好，是个辛亥革命的叛徒，出卖过革命党人，而且他后来又成为臭名昭著的“筹安六君子”之一，捧袁世凯当皇帝。但是这个人他的学问的确好啊，学问好的话，蔡元培也可以接纳他。这是旧派的人，新派方面呢，他可以请谁来，他当然可以请胡适，胡适26岁，从美国回来，博士学位还没拿到，一回国，就被聘为正教授，每个月300大洋，那是当时顶级的工资。陈独秀没有学位，连学历都没有，陈独秀曾经几次到日本留学，但是都没有读完，都没有拿到毕业证书，但是蔡元培可以请陈独秀来当文科学长，北大的文科学长就相当于文学院院长或人文学院院长，整个文科都是他管。那个时候的体制，我们知道，一个校长并没有很多个副校长，下面就是两个院长，一个文科学长、一个理科学长，后来有工科学长。陈独秀连文凭都没有蔡先生就可以这样请他，为什么？因为陈独秀当时办一本杂志《新青年》，影响很大，文章很好，蔡先生发现陈独秀是一个有魄力，有创新意识的人，就敢用他。有魄力、有创新能力，有创造力的人他就敢用。这还不算什么，毕竟按年龄陈独秀已经37岁了。蔡先生还请了一个什么学历都没有，连外国都没有去过（陈独秀还去过日本呢）。就是说没有出过国，也没有任何学历的一个年轻人，24岁的梁漱溟。梁漱溟那个时候只写过一篇文章登在《东方》杂志上，蔡先生看到了觉得不错，就请他来做讲师，请他来讲印度哲学，印度哲学很深，梁漱溟诚惶诚恐，不敢去。蔡元培劝他说，你一定要去，为什么要去呢？你不去不行啊，印度哲学你不懂没关系，你可以跟学生一起学，边学边教。没想到这一去，梁漱溟倒成了中国的文化大师了。不光印度哲学，而且还搞了东西方文化的比较来，他的学问融会贯通了，成了大名鼎鼎的文化名流，跟那些在西方得过博士学位的人可以平起平坐，而且比他们还要有名。我们现在知道，梁漱溟号称中国最后一个儒家，最后一个大儒，是一个具有傲然独立人格是大知识分子。从用人上面，我们可以看出蔡元培办北大的方针，真正做到了“兼容并包”四个字。“兼容并包”也可以说是，什么人都可以用，只要你有真学问，不管你有没有学历、学位，什么都可以抛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