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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解放告别衰世中国
一、当下中国处于“衰世”
身处不同社会阶层持不同观点的人们，都不会否认当下中国正处于一个转型时代，是一个“前途光明还看不见，道路曲折不知几时走得完”的时代，很多人想为这个时代找一个恰当的命名，什么“后极权主义时代”、“新极权主义时代”、“次法西斯主义时代”等，我自己也曾为这个时代找到一个词“本能时代”。其实龚自珍在190年前提出的说法仍然能精辟地解读这个时代，他把“三世”重新分为“治世”、“乱世”和“衰世”。在他看来，所谓“衰世”就是“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色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也就是说放眼望去，举世都是平庸窝囊之辈，浑浑噩噩，祇知道吃喝玩乐。表面上看起来典章制度俨然，等级秩序严密，礼仪规范分明，一切都像模像样，十字街头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官方的统计数字处处让人感到繁荣昌盛，似乎前程一片大好。看上去一切都像是“盛世”，然而人的廉耻心、上进心、作为心都被束缚、剥夺殆尽，整个社会在骨子里失去了生机和活力，祇剩下按本能行事，一片“万马齐喑”的局面。朝廷没有像样的宰相，军队没有像样的将军，学校没有像样的读书人，田野没有像样的种田人，工场没有像样的工匠，街市没有像样的商人，就连像样的小偷、强盗也都没有。不要说找不到真君子，连真小人也变得稀罕。这就是他概括的“衰世”现象。今天读来依然惊心动魄，有着强烈的现实感。这个社会所有的强大都是表皮的，内囊已被蛀空，“盛世”祇是虚幻的画面，是官方通过电视、报纸排演出来的。
想想以下三个层面的变化就足以令我们触目惊心，这些变化日复一日，正在我们的身边悄无声息地发生着：一是意识形态几乎失效。没有一个成年人会把那些玩意儿当真，哪怕是弱智，也知道那是哄小孩的把戏。权势集团轻易不敢挥舞意识形态的大棒，批判他们的思想异端，因为被批者一夜之间可能就会成为道德英雄、时代骄子。官方已失去道义的合法性，不再掌握意识形态的主导权，而祇能模模糊糊、得过且过混日子，在精神上拿不出一套有效的说辞，除非转换意识形态，重新给自己定位。二是社会结构重新洗牌。以往作为立国基础的所谓“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早就成了黄花，现在新兴的暴富阶层掌握了大量的财富，与凌驾在整个社会之上的权贵阶层暂时分享最大多数的利益。依附于权贵阶层的知识阶层分得一杯羹，其中不少人脑满肠肥，成了食利阶层。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工人、农民、农民工完全被边缘化，在不公正的市场化改革中急速被抛弃，所有政策几乎都是按强势阶层的意志出台的。中产白领、自由职业阶层在新的社会经济背景下的出现，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他们带有更大的独立性，有追求自由、幸福的内在动力，是不容易约束的力量。这些新的社会阶层很可能会在新时代前夜扮演日趋重要的角色，这也是权势集团先前没有想到的。三是道德信仰全线崩塌。现在这个社会赖以正常运转的就是利益，不同的人追逐大大小小的利益，按趋利的本能而活着死去。道德的沦丧有目共睹，信仰的真空众所周知，现在家庭教会大兴，官方教会也是信众云集，各种寺院、庙宇、道观、庵堂无不香火旺盛。据说不少权贵求神问道，祈求官运亨通、财源广进。这当然是一种畸形的、扭曲的贪婪、愚昧和迷信。在这样的时代，无论官方提出的口号多么美妙，构想的理论说教多么漂亮，再也不可能成为全民的一种信仰。
我们今天面临的最大问题不仅是腐败的大肆蔓延，制度的根本缺陷，而且是道德的衰亡，信仰的崩溃，人心的离散，整个社会在人的意义上不断下滑。以往我们总是习惯于把一切责任都归咎于极权专制。这样做当然最简单，也最容易自我安慰。专制强权诚然是导致社会大面积糜烂、人心溃败的重要乃至是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但并不是全部根源，所有人、包括打着动人旗号的人在内都负有或多或少的责任。换言之，这个社会之所以进入“衰世”，不光是强者、富豪、小人、恶徒要为此负责，弱者、穷人、好人、善良之辈也同样要为此负责。长期以来，正是不同的人们以种种藉口、理由为自己卸责，才导致我们的社会沦陷在小人、恶人、无耻者手中不能自拔。要想在人心的废墟上重建社会，确实步履艰难。如果因为艰难而止步不前，那么我们注定了走不出“衰世”的迷局，继续在虚假的瞒和骗中苟且下去。这个社会也完全可能在灰色专制强权的手中拖下去，至于拖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没有人能预知，《推背图》也好，唐德刚的“二百年峡谷说”也罢，都不能为我们指点迷津。归根结底，重建社会的前提是从每个人自己开始。世上本无救世主，我们不能期待毛泽东式的救世主来拯救我们。变化时刻在我们的身边发生，如果要加快变化的进程，祇有靠我们自己。
二、告别“衰世”中国，自己解放自己
有朋友看了上面这段之后，婉转地对我说：“你这篇文章是不是有点灰暗？”我解释说：“其实，我想就这个题目写一系列文章，这祇是个开头，还没有展开。我心目中现实图景也并不都是灰暗一团。”在我的这个题目中，最核心的关键词其实不是“衰世”，而是“变化”。因为“变化”，这个长期以来似乎命定的铁板般硬化的社会开始松动了，旗帜鲜明的专制变成了含糊其辞、潜规则的专制，社会统治方式也正在悄无声息地转换，原来那种血淋淋的方式虽然没有彻底退场，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更有弹性、更技术化、更摆不到台面上的随时可以变通的手段。统治方式的变化在骨子里不是自愿的、主动的，而是被迫的、被动的，是因为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不是一夜蜕变，而是在数十年的历史进程中，在世界大势面前渐渐地发生变化的。虽然迄今为止变化的还不是大部分普通人，但毫无疑问已有一部分人摆脱了蒙昧状态和那种深入骨髓的恐惧感，像一个人那样独立地思考问题，独立地看世界，独立地面对现实。“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口号背后，实际上就隐含着另一个往往被忽略的非口号：“让一部分人先自由起来”。这个进程早已启动，到今天愈来愈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我并不悲观。
有好几件事连日来在我的脑子里萦回，年年春运要涨价的火车票，今年出人意料地不涨价了。骄横不可一世的“铁老大”终于在民意面前，在长期的舆论批评面前作出了一次正面回应。汽油价下调了，尽管幅度太小，民间和媒体对此继续保持着高度的不满，但总算也是喜讯。接着，中国移动发布了8项服务承诺。这些掌握着国家资源的垄断部门、垄断行业，多少年来它们飞扬跋扈，什么时候都不顾民意、民心，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即使怨声载道、时刻面对仇视的目光也无所忌讳，因为它们都是国家机器上的一个个齿轮，没有人奈何得了它们。它们今天的举动或许也祇是装样子，做门面，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面对的是当下正在变化中的社会，沸腾的民怨借助互联网不断表达出来，如果不能及时疏导，民怨最终将累积成不可抗拒的洪水，吞没一切。这将是一个玉石俱焚的结果，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在这个变化的“衰世”里，那些貌似强大的东西之所以显得强大，乃是因为没有人去戳一下，有时你祇要对着庞然大物轻轻一戳，就是一个窟窿。神圣的油彩剥落了，虚幻的光环褪去了，剩下的不过是一具丑陋的空架子。这就是“衰世”。
“衰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腐败的无孔不入，腐败的大面积扩散，腐败主导一切，连反腐败本身也成了腐败的主要方式之一。这样的“衰世”表面上看去就像“盛世”，而且也确乎有它畸形繁荣的一面。“衰世”之所以要鼓励全民娱乐，就是希望借娱乐转移全民的注意力，让人们把生物属性发挥到极至，耗尽有限的精力，顾不上去戳一下纸糊的巨人。但也祇是暂时的瞒和骗，至多是糊弄人罢了。如果一个人想在娱乐之外确立自己的生活方式，寻找一条新的道路，完全是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进行的。尽管强权依然能独家通吃，依然很强大，但头上已没有光环，身上缠着MM，脚下绑上了沉重的黄金。“衰世”毕竟是衰世，人们轻易就能看到强权的光屁股，看到强权的无能、贪婪和口水横流的谗相，看到强权子子孙孙、七姨八姑、鸡犬升天的图画，以往在暗夜里扭扭捏捏上演的那些戏如今都在光天化日之下招摇过市。换言之，强权的神秘性没了，欺骗性没了，强权再也洗不干净了。从一部分人开始，在心底里蔑视一切强权和强权逻辑，不认同强权、强势、强者，不相信强权宣传的一切，强权就会渐渐驯服。在这样一个色彩渐渐模糊的灰色时代，不愿继续跪在强权脚下的普通人，完全可以有足够的自信把自己这个独一无二的个体生命看得是至高无上的，在这一意义上，每个人都是一个政府，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政府。
《大国崛起》这个电视纪录片之所以得到强权的认可，首先是“大国”神话满足了“衰世”时代迫切需要的虚荣感，其次是它所宣传的强烈的国家本位导向。这种国家本位意识正是与作为现代文明社会基础的个体本位意识相对立的。离开了个体本位，既没有“大国”，也不会有“大国崛起”。西方主要国家近代以来的历史最好地证明了一点，英、美等国的制度就是充分保障个体权利的制度，正是这种制度使这些国家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国。这是本，其他的一切是末。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90年前的陈独秀就已悟透了，他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指出：“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为成立国家之精神。”人民为什么要爱国？“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吾人幸福之团体也。”所以他才会说“恶国家甚于无国家”，“自觉心”要先于“爱国心”。在《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一文中他说得更清楚：“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大国崛起》的“国”显然还祇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尽管这个纪录片也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大国崛起》选择航海，从西班牙、葡萄牙开始，而回避了意大利，我不知道这是有意还是无意。实际上，近代文明是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起步的，文艺复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题目。最近，国内的报纸网络都在讨论“中国的文艺复兴”，其中也有不同观点的讨论和争辩。“文艺复兴”的主题就是人的解放，就是个体本位、个人价值、尊严的确立。今天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确实就是如何从根本意义上将个体本位建起来，这是破解千年不动的国家本位（本质上就是帝王本位、权力本位）的关键。毛泽东在57年前大言不惭地宣称“解放”了中国，实际上祇是解放了他自己，今天我们说“文艺复兴”也好，说个人维权也好，“抱团维权”也好，都是指向个人解放，这个解放不是指望某个包打天下的救世主，不是要披上宗教的外衣，而是我们自己救自己。国家的根本在于人，在于每个具体的个人，任何时候，个人都比国家重要，否则就是本末倒置。国家首先是文化认同意义上的，然后是政治认同，以强凌弱，不经我们的同意，不尊重我们自主的意愿，以国家机器强迫我们接受某种统治，这样的“国家”不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在这个意义上，强权的“国家”与我们的国家不是同一的。亚里士多德早就断言：“国家起源于生活，它为美好生活而存在下去。”科学巨人爱因斯坦也无比清晰地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在本民族的知识分子中，陈独秀也早已作出过透彻而明白的阐述。即使在当代中国，肖雪慧、崔卫平等一流的学者，对此都有过精彩的论证。祇有认清了国家和个人的关系，在个人本位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迎来真正的自我解放。告别“衰世”中国，祇有自己解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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