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南回杭州，在火车上遇到一位研究生，他要到浙江一个地级市去签就业协议，他的专业是电力方面的，找工作还比较方便，而且众所周知电力是个高收入的行业，所以他的脸上写满了笑容。
   聊天中得知他在本科四年，平均每年的花费在12000元以上，他就读的只是个普通的大学，而且在西部，消费比较低，每月的伙食费200多元就够了。读研究生的三年还比较好，基本上能自力更生，包括在外面兼课，帮导师干活挣点钱等等，吃饭消费之外甚至小有积余。
   说起现在大学生、研究生在择业时的心态，他有一个很实际的观点，对于大多数出身于普通家庭的大学生来说，读大学自己花那么多钱，等于是一种投资行为，如果毕业后找不到一个收入高的职业，等于是赔本买卖，光有投入，没有产出。所以，他觉得不能怪现在大学生、研究生挑肥拣瘦，实在是因为经济压力造成的，想想一个家庭节衣缩食，乃至东挪西借、贷款欠债，备尝辛苦，好不容易供孩子上了大学，结果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尽快把读大学的投资收回，反而因学致贫，这在心理上无论如何都是接受不了的。
   这位刚毕业的25岁青年说的是实话，在今天的中国，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尴尬，本来上大学是求学、求知、求真为目标的，曾几何时，在现实生活中逐渐演变成了一种经济上的投资行为，人们不得不斤斤计较地计算投入、产出是否合算。

   这些年来，目睹耳闻大量的有关大学、大学生、大学生就业等活生生的事例，我们常常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无奈，好像有一种人力无法扭转的力量在冥冥中主导着一切，往一个不可预测的方向而去。媒体上批评高等教育的声音不绝于耳，许多批评都很尖锐、很大胆，问题却似乎越来越多，大有积重难返之势。对于千千万万普通家庭而言，读大学竟然成了一个理性考量的投资行为，这本身就是一件无比悲哀的事。
   我们知道，自古以来，中国人有敬惜字纸的传统，对读书是怀有敬畏之心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底层民众如果指望自己的子孙改变父辈的命运，首先想到的就是尽最大的可能让他们上学，通过读书去实现梦想，改变社会身份，科举制度有很多缺憾，但是，在长达1300年的漫长历史中，它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一个贫寒子弟只要天赋聪颖，刻苦上进，是可以通过这条道路，向更高的社会阶层流动的，读书改变命运，或者说知识改变命运，这样的观念长期以来已经根植于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即便是在一百多年前科举制度最终被废止以后，这一观念本身也没有被撼动。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30年前的恢复高考，曾经激动过多少普通的家庭，在多少年轻生命的心中激起了波澜，许许多多生活在农村或者在城市处于弱势、边缘的优秀学子，都在这条路上走出来，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处境，实现了向上流动。换言之，大学或者说高等教育，除了教育的功能，还承担着社会阶层之间正常流动的功能。
   当然，在一个经济市场化的时代，一个人也可以通过经商改变命运，还有其他的道路，但从根本上说，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一个国家来说，带有更强的调节社会各阶层资源分配不平衡等问题，是最大限度体现社会公平、公正的一个通道。所以根本的问题，是国家要尽最大可能在教育上投入，把学费和所有相关费用降到每一个普通家庭都可以承受的水平，使每个家庭在送孩子上大学时，不再以投资行为来权衡。这样的话，大学生、研究生在求学阶段可以尽其天性享受求知的乐趣，不再在就业的阴影下，在投入、产出的忧虑中度过求学的时光，在选择职业的时候，更多地考虑自身的爱好、志趣，而不是完全为实际的经济收益高下所左右。
   中国人对于送孩子上学向来是不惜代价、最舍得花钱的，这是正常的。如今，送孩子读大学要进行精心的经济计算，教育成为投资行为，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这显然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当大学的学费在20年间上涨了25倍时，当大学还在纷纷叫苦经费不够时，当大学如同企业一样不断“扩大再生产”时，我们的大学已渐渐远离了大学创立的原初目标，不再是传播真知、捍卫理想的中心，而是变质为一种准经济产业，首先在意的是规模，是数字，是赢亏，是得失。在这样的客观环境之下，学生也好、家长也好，把读大学当作投资行为，也就是顺理成章的。问题在于，这一倾向出现之后，从教育行政部门到各大学，从媒体到整个社会，应该如何应对。
   围绕着包括“读大学何以成了投资行为”等问题，如果能够引起一场广泛的讨论，处于不同地位，扮演着不同社会角色的人们之间，在人民与政府之间，在大学和公民之间，进行一系列理性的、充分的对话、交流和辩论，这对于最终扭转一种不正常的趋势，朝着正确的方向演变无疑是极为有益的。尽管这样想或许有点奢侈，有点异想天开，但我还是觉得这是必要的。一个民族最可怕的不是出现问题，而是问题出现之后，如何面对，如何调整。
   2007年4月20日
   大纪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