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搞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不仅反映出普通老百姓对现实的忧虑和无奈，还有对特权阶层深深的不满：在行政性资源配置中的权力市场化现象严重，比如在土地转让、资金信贷、股权融资等方面；不仅经济领域，教育、学术、医疗、司法等领域，腐败问题也在快速蔓延；许多官员在老百姓心目中，不再被看作“公仆”，而被视为特权阶层，他们在用车、住房、医疗、子女等方面都与老百姓拉开了距离。（见2006年10月19日《社会科学报》）
   2006年4月，美国总统布什在欢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时有一个讲演，他表示，“中国今天已取得的成就在于中国人享有（在经济上）购买（buy）、销售（sell）和生产（produce）的自由。下一步如果允许中国人（在政治上）也拥有集会（assemble）、言论（speak freely）和信仰（worship）的自由，那么，中国一定将取得更为辉煌的成功。”对中国人来说，现在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就是自由的残缺，当我们拥有选择不同牌子的空调、彩电和冰箱的自由时，当我们可以选择在家种地或者外出打工时，我们知道，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已获得实现“猪圈里的理想”的自由，我们可以尽其所能地装修房子，可以到超级市场上自由地购物，甚至可以选择不同的赚钱方式，如果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存降低到爱因斯坦所鄙视的那种生物学水准，那么今天之中国也许真是一个人间的天堂，可以自由地选择吃麦当劳还是肯德基，可以自由地选择可口可乐还是雪碧，可以用手机自由地选择自己喜欢的“超级女声”……对某些人来说，确实，今天不是自由太少了，而是自由太多了，多得挑不过来，如同到了大型超市琳琅满目的货架前，如同猴子进了秋天的玉米地，无所适从，不知所措。
   如果我们不把自己仅仅看作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我们当然是一无所有，从根本上说，我们缺乏的乃是尊严，因为我们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国家机器的齿轮强大无比，无坚不摧，可以任意把每个公民碾成齑粉；因为我们不能公开地直接地在本国的新闻媒体上表达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见解，更不用说自由地创办合法的民间媒体；因为我们缺乏任何可以自由、充分地交流思想、讨论国家事务的公共空间，许多在公共事务上具有共识的人们不能按自己的意志自己组成各种团体；我们不能按自己的意愿选择代表，在民意机关真正为我们说话（在我们这里，有没有民意机关都还是一个问题），传达我们的声音；我们不能保障自己追求安全、幸福和生命的权利；我们不能按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自由地迁徙、自由地出入国门、自由地择业；作为，我们对国家事务的发言权事实上等于零；我们的宪法虽然写明“尊重和保障人权”，但当我们的人权受到蔑视和侵犯时，没有正常、合法的渠道来制约那些与人权为敌的力量；我们的宪法载明了许多公民的权利，却总是停留在纸面上，落不到现实生活中，当你真的去行使，你就有了麻烦；除了恭顺地苟且活着，勤勤恳恳地为自己的生存求食，我们几乎没有任何精神上的自主；我们如同被绳索绑住了一样，想做什么都不行，眼看着特权阶层巧取豪夺，肆意侵吞国家财产，化公为私，榨取公民的血汗，权钱交易，贪得无厌，我们却毫无办法，至多也只能在饭桌上，在私下场合，在亲属、朋友、同事、邻居等小范围的私人空间，发发牢骚，说说心中的不平。虽然，我们深知，这个国家属于我们，属于所有生活这这片古老土地上的公民，我们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繁衍、劳作、创造，我们不爱它，谁爱它？但是，我们没有发言权，我们只有附首认命的份，保持沉默的份，我们的公民权利迄今仍是一张虚无缥缈、不知哪年哪月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一部分有办法的人，可以利用各种机会选择离开这个国家、告别这块生养自己的土地，而对于我们大多数的人，这个国家就是我们永远的家园，我们没有办法告别，没有可能离开。面对未来，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希望？有时与一些朋友见面聊天，聊到最后常常是一声感叹，只剩下“无望”二字。
   报纸上天天讲反腐败，有时候而且言之凿凿，说我们国家已找到了抑制腐败的良方，而腐败却愈演语烈，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贪官和一起享受特权的人们遇到了空前的大好时光，他们的财富正以善良人类和经济学家、统计学家难以想象的方式聚集、膨胀。前几天，我偶尔在上海《东方早报》上看到新华社的一则报道，标题很醒目《我国竖起三道反腐“防线”》

   这三道“防线”分别是：通过思想教育，筑起“不愿”腐败的思想道德防线；通过预防腐败的立法和制度工作，织起“不能”腐败的制度防线；通过完善多层次的监督体系，构建“不敢”腐败的监督防线。
   大凡在中国社会有切实的生活经验的人，都不难看出，三道“防线”都不过是空谈，第一道是务虚的，第二道是不可能假戏真做的，第三道更是空中楼阁，说说而已。其实，要是真的正视现实中的矛盾和问题，遏止腐败，约束特权阶层的贪婪，说难也不是那么难，用不着听起来那么严密、那么漂亮的多少道“防线”，只要把公民的自由还给公民一条，就够了，公民一旦争得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就会释放出巨大的社会能力，什么样的腐败都会受到来自公民和自由媒体公开的监督，虽然不能根绝腐败，但腐败的势头会立竿见影被遏制住，特权阶层也会马上变得不那么嚣张，公仆就会老老实实地回到公仆的本分上，而不是反仆为主。换句话说，只要有公民自由这一道防线，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退一步讲，中国今天要的首先就是自由，民主还在其次，有了自由的保障，民主自然会水到渠成。没有自由，就不会有尊严，如果没有真实的自由的保障，哪怕拥有多少财富也不会带来内在的尊严。我相信，这只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是千千万万普通国人都能算出来的题目，并没有像“哥德巴赫猜想”那样深不可测，耗费那么多数学家的毕生精力也找不到最终的答案。在关系人类自身最基本的自由和幸福的问题上，从来都不是因为什么解不开的难题，而是正常的自由被架空、被虚化、被剥夺了，中国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