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虽然躺在病榻之上，但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媒体的关注。这次，他的一本新书刚一上市，媒体就闻风而动，炒作的热点是季先生要给自己“摘帽”，摘去三项戴了多年的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与“国宝”。这些桂冠他虽然已享用多年，但都不是他自封的，现在他毅然决然要在病榻上撇清与这些桂冠的关系，还他“自由自在身”，显示出他毫不含糊的自知之明，无比的清醒和理智。虽然可以说，以他今日的地位，他也确乎不需要任何桂冠的装饰。但是，一个读书人要做到这一点真的不容易，毕竟世上最难过的是名利关。他能做到这一点，就是了不起的。
   
   这位96岁的老人，他的一生穿越了晚清、民国和人民共和国几个截然不同的大时代，可谓历经沧桑，饱受忧患，晚年能安享如此的盛名、鲜花和荣誉，对他来说，也是来之不易。他对世界、对社会人生的看法大约也不会不受到影响。十几年前，他就提出过为不少人津津乐道的“只有‘天人合一’才能拯救全人类”、“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等足以大增民族自尊心的观点，当然也有很多人对此持不同看法，一直以来争论不断。2006年5月14日，在他95岁生日时，报纸上又传出他的一些言论。他说，当前中国是“人和政通，海晏河清，灵犀一点，上下相通”的腾飞阶段，“现在的年轻人赶上了好时候，赶上了和谐社会。”这和他长期以来倡导的上述观念是一脉相承的。他虽然长期留学德国，获得博士学位，然而西方文明对他的影响甚微，在他身上几乎看不到多少痕迹。自始至终，他都对东方文化、对东方的伦理道德充满了自信。这已成了他观察世事的重要出发点之一。
   
   对季先生的专业我只能隔山相望，不能置一词。对于我这样的普通读者来说，印度学无疑是深不可测的，我因此对他的专业建树怀抱敬意。但对于他在社会公共事务方面，也就是他专业以外的所思所言，老实说，我常常不能心生敬意。以他的学术成就和名声，他的思想言论对世人的影响实在太大了，他本来可以对社会上发生的不公、不义的事情提出一点批评，换言之，不要做一只时代的喜鹊，而在这方面他确实乏善可陈，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也是无须讳言的。我读过他的许多非专业文字，他的散文成就恐怕也是受上述三大桂冠的影响，被有些人包括出版界、新闻界在内大大拔高了。顶着“国学大师”、“学术泰斗”的桂冠，多少年来，我们看有多少大大小小的丛书、辞典、杂志，将“季羡林”三个字奉若神明，或“名誉主编”、或“顾问”，谁都清楚，他哪有时间过问那么多事，不过挂名罢了。

   
   季先生在垂暮之年，不愿继续担负那些不合乎实际的虚名，能主动舍弃三大桂冠，在他是美德，在公众也是一次小小的震撼，那毕竟是舍弃荣誉，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许多年来，有关季先生的林林总总的新闻，只有这一次，让我对这位老人产生了“同情之理解”。对季先生晚年被世俗红尘困扰，被虚幻盛名牵累，或许我们都应该抱着“历史的温情”，多一分理解，多一分宽容。现在的问题是，新闻媒体也好，出版界也好，真的能放过这位与辛亥革命同龄的文化老人，尊重他自己病榻上的意愿，不再把“国学大师”等头衔加在他头上吗？无论如何，世人应该尊重这位老人的意愿。
   
   
   首发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