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讯2006年9月11日)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死了。转眼三十年过去，毛的巨大阴影仍然笼罩着整个大地，在官方的祭坛上，他还是一个不容质疑的神，他的巨幅画像还高挂在天安门城楼，日夜俯视着众生；他的尸体还静静地躺在天安门广场的水晶棺材里，每天等待着男男女女的排队瞻仰；他锻造的铁链仍捆缚着这个老大民族，千千万万的人们对他怀着复杂的情感，爱恨交加，他是个符号，他是个咒语，他是横亘在20世纪历史上的一道迈不过去的坎，他的影响直到21世纪都消除不了。在一切独裁君主、帮凶、帮闲、顺民心中，他是不落的太阳，他的纵横恣肆的权谋，他的阴鸷、狡诈，他的一言一行，都为一个极端势利的世俗社会树立了成功的范式，膜拜他的人们，膜拜的不仅是他掌握了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而且是他把权力施展得淋漓尽致的那种手段，他那种大张大合把一个国家当试验田的盖世魄力，他那种不顾万民死活、生灵涂炭而一往无前的冷血决断，他把所有元勋功臣、博学鸿儒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冲天豪气，在世俗的眼里，他是一个胜利者，一个登峰造极的成功者，一个击败了所有强劲对手、扫平六合的新救主，一个不是皇帝、胜过皇帝的舵手、导师、太阳，一个超越了古往今来一切神仙和妖魔鬼怪的超级巨灵，他的出现令中国老百姓几千年来膜拜的那些虚拟神灵都相形失色，大到佛祖菩萨，小至灶上供奉的小神，都要为他让路，他的一个哈欠，一个喷嚏，都足以令山河变色、大地震动，他超越一切人间规则的约束，昼伏夜起，逆大自然运行的规律而行，他随心所欲，想怎么样就怎么想，把一个偌大的民族整得死去活来，把这个泱泱大国来回翻着烙饼，至死方休。他骄傲地宣称，秦始皇焚书坑儒算什么，他自称和尚打伞，他藐视万民苍生，像猫玩老鼠一样玩弄曾与他一起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同伴，没有人、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衡他，他参与制定了宪法，却从来就没有打算遵守，他从心底里把自己看成万物的主宰，他的出现确实改变了中国，历史从此断裂，文化从此沦亡。
   
    正是从毛泽东开始，什么良心、正义、德行统统都遭到了最大程度的践踏，几千年累积起来，一次又一次改朝换代都未能毁灭的那些做人规范终于遭到了灭顶之灾，在毛泽东之前，历代的王朝更迭都只是政权的转移，从来没有把维系普通社会的基本价值连根拔起，彻底铲除。毛是个怪胎，他身上有深入骨髓的帝王情结，他不断地在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中汲取帝王术，并活学活用，发扬光大，同时他又用极端手段砸碎了悠久的传统文化，他傲慢地蔑视一切人类的法则，他不按牌理出牌，没有规矩，天马行空，以常人难以想象、难以捉摸的计谋，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残忍，将威胁他的权力的所有对手一一打倒在地，他不断地培植对他本人的超帝王的个人崇拜，他毁灭了一个古老民族赖以长久存在的善良风俗，他用霹雳手段、高调理想摧枯拉朽般地将民间社会化成了灰烬，在他治下的中国只有国家、没有社会，全体民众都只能在他划定的圈圈里生老病死，没有人可以获得可靠的安全感，他想把谁变成敌人，谁就必然被全民唾弃。他大手一挥，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遭殃。他杀人、坑人，被杀者、被坑者还要真心诚意地向他山呼万岁，最多认为他被小人、奸佞愚弄、欺骗，而他永远是伟大、正确的。在自杀者的口袋里常常装着向他表忠心的遗书。被神化的毛泽东不仅宰制了人的肉体生命，而且掌控了人的灵魂。他随心所欲的统治真的达到了有史以来最高的境界。

   
    毛泽东离开人间之后的三十年，在他的阴影之下，这个民族又有了多少长进？相比起毛主宰的那个完全封闭的社会，后毛泽东时代确实已经进入半封闭、半开放的社会，经济上的开放，政治上的封闭，公有制的大厦已一点点塌陷，私有制正以各种形式卷土重来，老权贵变成了新富豪，大红色的天空被刷成了粉红色，当局不容许言论自由、精神自由，但容许经商自由、物质消费自由，不容许公开批评，私底下发牢骚、骂娘则可以不管了。毛时代的狂热降温了，冷酷性降低了，专制机器的链条有所松动，当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只是技术性手段大大提高了，统治技巧相对更复杂化了。假如毛泽东活着，三十年后的这个中国已经是他所陌生的，在他看来，恐怕是“资本主义” 复辟了，“修正主义”正大行其道，他追求的宏大革命理想已淹没在金钱、物质欲望的海洋之中，“私”字重新成为正统，只剩下国家机器硬梆梆的拳头。面对三十年后的这个中国，他的阴影宛在，却已不是他的时代，大概他也只能无能为力，徒呼奈何罢了。
   
    今天的大陆依然是秋风秋雨愁煞人，毛泽东依然阴魂不散，揭开毛时代的真相，讨论毛的功过是非，还是一个不能跨越的禁区。而且他很多人到现在依然真诚地怀念毛泽东，怀念毛时代的平均主义，当贫富两极急速分化、贪污腐败变本加厉、无孔不入，社会不平进入了一个空前的时期，人们越加容易忘记毛主张年横式专政的冷酷无情，忘记贫穷的折磨，忘记他曾把农民牢牢钉死在土地上……这是长期以来主流宣传的结果，让人禁不住要感叹愚民教育的成功。但是，从毛时代进入后毛时代，无论如何，毕竟都是历史的进步，哪怕后毛时代，我们仍然没有获得做人意义上的自由，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当然这不是某个人、某个集团的恩赐。
   
    ──《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