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家华
   
   2006年下旬北京的几个党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共中央直属新闻单位的媒体网站纷纷连续刊载俞可平撰写的《民主是个好东西》这篇文章。根据中国的政治，这些连续刊载一个作者的同一篇文章的行为，应该是中国的一个重要政治行为，其中必定透露某种重大政治信息。其中，跟着出现了很多关于这篇文章的讨论的文章。有人认为中共的这一次主动讨论民主话题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舆论准备。应该密切关注。关注是应该的，但不一定是从中共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角度，而更应是从中共内部权力斗的角度。因为，每一次中共内部权力斗争，谁输谁赢，都必然殃及中国无辜民众。“神仙打架，百姓遭殃”，这是中国无辜民众在中共政治下的处境。中共的每一次内部权力斗争，都是中国无辜民众的灾难。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权力斗争，制造了文化大规模是如此，江泽民与乔石的权力斗争，导致法轮功学员的遭受迫害也是如此。
   在中共统治中国的几十年中，口号的美好和现实的邪恶始终让中国人困惑和愤怒，让中国人感觉到遭受现实灾难的同时，还深深感觉到受到了欺骗和愚弄，感觉到人格受到了杀伤。在美丽的口号中，民主又是中共使用到最多的口号之一。中共每每在一些紧要关头，就会使用起“民主”这一口号。而每每口号之后，中国就不可避免的是一场灾难。这几乎就是中共政治的规律性。

   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中共在获得政权的前夕，中共就在抗日战争结束，国家和人民都期望着重建生活之际，不遗余力地破坏这一期望，以“民主”为口号，号召当时的各民主党派、各种社会力量，共同政治抵制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中共在野时还主张，在中国推行民主制度，除了取消一党专政之外，更要实行新闻自由。中共领导人在论述新闻自由的重要性方面，有过很多精彩的论述。例如中共《解放日报》一九四三年九月一日批评法西斯新闻理论时说，“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家’居然公开无耻地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它们对于‘异己’的进步报纸，采取各色各样的限制、吞并和消灭的办法，如检查稿件、任意删削，威胁读者、阻碍推销，派遣特务打入报馆、逐渐攘夺管理权，最后则强迫收买，勒令封闭。”等等。《新华日报》一九四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再度批评践踏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做法，论述新闻自由的重要性。新华日报的文章说，“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新华日报》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的社论还批评了那些在政府控制下的官办媒体说,“作统治者的喉舌，看起来像自由了，但那自由也只限于豪奴、恶仆应得的‘自由’，超出范围就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你尽可以有吆喝奴隶、人民大众的自由，但对主子则必需奉命唯谨的，毕恭毕敬半点也不敢自由。”（转引自朱学渊《微弱声音》）
   中共政治是一种新型邪恶政治，其性质是掠夺和占有；其政治风格是没有信仰、没有敬畏、没有关怀的极端现实主义和机会主义。中共在利用“民主”制造社会舆论的同时，并不是尊重社会舆论是一种民情和愿望，也不会去履行什么承诺，去什么言出必行。中共在利用“民主”制造社会舆论的同时，其内心根本没有“民主是个好东西”的真实愿望和要求。中共政治本质上与民主和宪政是格格不入的。如果从社会政治层面看中共政治与民主的关系，根本不容乐观，中共的每次民主的社会鼓动，都不是走向社会民主，而是走向更为专制和混乱的社会灾难。但中共利用“民主”制造的社会舆论来达到其政治目的，确是事实。如果说中共在没有政权时鼓吹民主，是为了制造社会舆论夺取政权，那么，中共在夺取政权之后的鼓吹民主，就是为了利用制造社会舆论清除异己，是内部的权力争斗。
   
   《民主是个好东西》从发表的刊物规格，及其连续转载与引起的连续讨论，让人想起中国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舆论现象。当时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上台，继续“两个凡是”，对邓小平始终是一个大威胁和大极大障碍。邓小平又恐再一次遭受到“四人帮”时的恶运，于是，也是用今天《民主是个好东西》制造社会舆论的方式，发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舆论讨论。之后，中国确实也出现了以为中共会进行社会民主的意图，出现了以“启蒙社”为肇端的中国民主运动，出现了“西单民主墙”。但是，再之后，当邓小平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之后，清除了华国锋与汪东兴及其政治势力之后。中国的民主运动遭到了镇压。中共政治又恢复了原样。并且，邓小平还出台了“四个坚持”，中共的一党专制也更清晰更明确了。这是中共利用“民主”制造社会舆论的结果。
   这样，对《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定位就是一个有关中国政治制度的问题。如果是仅仅是“针对性”问题，是象1978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样，借助社会舆论打击中共党内异己，而不是有民主政治的意向和信息，就没有理由乐观；如果是胡总书记因为黄海遭遇刺杀之后，引起对中共政治制度的反省，并进而试探性的言及民主，这当然也应该是好事。但因为一次偶然的遭遇党内的刺杀之后，就引起对中共政治制度的反省，就会置中共8千万党员的特权与利益于不顾，历史性地飞跃为对中共政治制度的思考和改变，这不大可能。
   胡锦涛改变得怎么这么快？2004年9月，胡锦涛在庆祝中国人大成立50周年的讲话中，胡还作了“照搬西方政治制度行不通”的讲话。讲话中还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中国近代政治发展的历程和建立新型人民民主政权的实践，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政权，只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同这一国体相适应的政治组织形式，只能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中，尤其要注意的是：人民民主专政不是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不是民主制度中的国会。这之间，三年不到，胡锦涛改变得怎么这么快？
   
   《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出笼，应该从中共近期以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看。自中共这个政治集团在中国出现以来，其内部的权力的斗争就一直残酷。这和所有共产党国家其中，胡锦涛与上海帮的权力争斗最值得分析的是中共内部的权力争斗，这与胡与“上海帮”的权力争斗，胡在黄海遭遇刺杀，北京卫戍区政委换人等中共内部事件有关系。
   民主有很多种，根据前面的引述，中共在野时期所鼓吹的，用来针对国民党政权的“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显然是英美式的宪政民主，而不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民主，也不是中共后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今天，我们看见《民主是个好东西》中的民主，是“民主决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许多内在的不足。但是，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试想，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员要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与支持；其权力要受到公民的制约，他不能为所欲为，还要与老百姓平起平坐、讨价还价。单这两点，很多人就不会喜欢。”“民主保证人们的基本人权，给人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它本身就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果没有民主的权利，人类的人格就是不完整的。”。
   我们看见，这种对民主的理解和表述，还只在一般的理解层面。俞可平作为胡锦涛高级智囊人物，并非没有把民主的“好东西”说得更深刻和更多的能力，但该文章也只说到这里。这只是一种点到即止，是一种蜻蜓点水。接着该文章又引述了胡锦涛的“我们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于我们来说，民主更是一个好东西，也更加必不可少。最近胡锦涛主席又进而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
   应该清醒和现实一点。根据中共的历史和本性，以及中共和中国的关系，中共并不会顾及中国的社会舆论。中共这次“民主”的模糊信号并不模糊，根本用不着太当一回事，根本没有什么信号。中共这次所发出的“民主信号”，只是家争和内斗，是自己集团内部的事，而不是中共和中国的事，不是中共要放弃本集团利益，在中国试图进行民主政治制度的事。
   2007年1月8日于贵阳
   （首发《自由圣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