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世世代代都在追求自由，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对自由的理解。这是生命价值和生存意义上的理解，也是现实和时代所要求所赋予的理解。理解之后，就是选择；选择之后，.就是行动。关注中国苦难，就是人类和中国的自由与人权思想。
   
   文化与政治是互相依持以促进改善现实的关系。中国遭受今天中共的邪恶政治，是与中国没有自由与人权思想的原因，与中国的自由与人权没有得到社会化的原因。如果从文化思想上说，中国国内一些年来的“学术”讨论，自由可以是暧昧的明哲保身的消极自由。但同样的“学术”讨论，自由为什么就不可以是旗帜鲜明的积极自由。仅仅从认识上讲，消极自由是个好状态、好东西，消极自由的“免于被……”的状态让人神往。但消极自由只有飘逸之气，没有浩然之气，有消遥而没有拯救；有欢悦而没有苦难感。有精神向往而没有现实社会行为。这从纯粹性上说，当然是一种理想状态。但是，这中国没有这样的现实社会条件。中国正在发生苦难和制造苦难，中国的民众们正在遭受苦难，我们怎么能够无所用心地置身事外而自我消遥，而鼓吹消极自由？
   

   关注苦难，作为一个人的高贵与真实，同样面对两个困难，一个是思想文化层面的消遥文化，一个是现实政治层面的严峻。我们不是犬儒，不是侏儒，不是愚民和顺民；我们是自由者。我们毫不隐讳，我们有限的生命，就是要在苍莽天地之间选择高贵与真实与自由。那些依靠掠夺和欺诈而招摇、而占据权位、而脑满肠肥、而花天酒地的中共官员们，不是高贵，而是一种低贱和耻辱；那些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为一个邪恶政权摇旗呐喊、歌功颂德的豢养文人们，不是高贵，而是一种低贱和耻辱。他们已经在中国，在我们生存着的这个世界中成为一个丑陋阶级、丑陋人种，成为丑陋本身。在中国，在这个世界中疯狂的掠夺和欺诈和作恶。伴随疯狂的掠夺和欺诈和作恶的，是豢养文人们的一种虚妄的“盛世”虚假气氛和犬儒和侏儒人格。这种虚假气氛和犬儒和侏儒人格，作为劣币，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道德世界中招摇过市，通行无阻。
   
   而另外一面，却是中国民众的苦难。在中国，中国民众的苦难是惊人的。必须让整个社会和今天的世界知道和关注和采取措施制止。中国民众的苦难，从思想信仰上讲，有基督徒，藏传佛教和法轮功学员、和中国的自由与人权思想者，受到残酷的迫害。这是政治方面。从生活的艰难讲，有农民工，下岗工人，城市的贫苦民众的面对物价的飞涨，面对读书贵、住房贵、看病贵等，有农村贫困大学生的继续学业的艰难等。即使中共的官方媒体，也不得不对中国民众的现实苦难装模作样地报道一两件。比如，去年4月就有官方媒体报道某地老人因为生病，看不起病，又住不起医院，又害怕拖累本来就贫困的家里人，于是就假装死亡。一直到当地殡仪馆的汽车拉到殡仪馆的焚烧炉前，听见家里人的痛哭，才倘若坐了起来。这是中国民众多么悲惨的生存状态？这样的中国民众的苦难，多得数不清。中国民众的苦难还在扩展和蔓延。
   
   关注苦难，是人类文化创造的一种高贵情感。人类的每一时代，每一民族，都有对苦难关注的个人和群体。选择对中国苦难的关注。我们象中国的古贤先贤们一样，关注中国民众的苦难；象俄罗斯的十二月党人们一样，关注国家的苦难；象虔诚的宗教徒们一样，关注人的苦难。我们在精神信念和现实社会行为之间往返求索、穷理尽性。我们怀着我们的真诚与良知，自由地选择了对中国苦难的关注。选择了对中国民众苦难的关注。这种关注将同伴中共邪恶政权的结束，同伴中国宪政的建立，同伴中国民众苦难的减除。
   
   关注苦难，是人类文化创造的一种高贵情感。中国的古代社会文化中就有《卖炭翁》、“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类关注中国民众苦难的诗歌，和诗歌背后的近乎宗教关怀的文化。中国的关怀文化中，有关心民众遭受战乱苦难的关怀，有关心民众遭受官府欺凌和掠夺苦难的文化。中国民众在封建帝王时期遭受的战乱和掠夺的苦难，在中共的统治之下，都遭受了。并且更惨烈，更忍气吞声，更敢怒不敢言。中国没有这种高贵情感与关怀的文化，中共就容易统治中国民众，中共的邪恶政权就安全。中共的8千万就可以为所欲为，不仅在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层面没有遭受制度约束，就是在文化和道德层面，也没有遭受谴责。这种关注苦难的高贵情感和文化，在中国已经边缘化和绝迹；中共及中共豢养的文人们，曾经歌颂和鼓吹中共的战争屠杀，歌颂和鼓吹中共的政治运动屠杀。今天，又以一种虚妄的“盛世”虚假气氛和犬儒和侏儒人格招摇于中国。而这些虚妄的“盛世”虚假气氛和犬儒和儒人格招摇之下，是中国民众的苦难现实。
   
   关注中国民众的苦难，是一种自由和高贵的选择。因为选择，我们有一种生命的质量感。我们的生命，是从中共制造的苦难中走过来的。我们应该珍爱我们的生命，选择自由和高贵，选择对中国民众苦难的关注。
   
   20世纪的德国的奥斯维辛、苏联的古拉格群岛、中国的中共政权，人们付出亿万生命的代价，共同铸造了我们人类的当代苦难资源。这一苦难资源不同于古代的苦难资源，是划时代的。我们将在以后的世纪里，利用这一苦难资源，奋发塑造我们的社会和我们自己。
   
   在中国的语境中，由于中共多年来的虚无主义和庸俗实用主义的原因，已经制造了一个物欲横流，金钱崇拜，官位崇拜，肤浅崇拜的思想现实和社会现实。选择和坚持关注苦难，除了在政治上承受风险之外，还要承受犬儒意识和“市民宗教”和庸众虚无文化的抵制和围困。如果说中国文化是一个文化躯体和实体，中共文化就是这个躯体上的腐肉废肉恶肉。中共政治和文化给中国的灾难是深重的。中共的“教义”，中共的政治制度，中共的庸庸碌碌的贪腐书记，“三位一体”，是中国的灾难之源。尽管中国百年多来，有政治动荡和社会动荡，但却根本没有启蒙意义上的思想动荡。今天中国豢养文人们的思想讨论和文化讨论，只是中国上世纪50年代围剿自由主义的继续，是60年代鼓吹文化大革命的继续。根本不是发生自中国社会自身的启蒙意义的思想动荡。“救亡压倒启蒙”，在中国当时的历史下，是一个历史现实。但这个历史现实却被中国的政治集团们所利用，进而成为国家主义，成为中国的政治集团们利用来建立政权和维持政权的合理依据。
   
   托克维尔在确认法国大革命根本起因时，指出“基督教之所以激起这样强烈的仇恨，并非因为它是一种宗教教义，而是因为它是一种政治制度；并非因为教士们自命要治理来世的事务，而是因为他们就是尘世的地主、领主、什一税征收者、行政官吏；并非因为教会不能在行将建立的新社会占有位置，而是因为在正被粉碎的旧社会中，它占据了最享有特权、最有势力的地位”。这里，如果把“基督教”换成为“中共”，今天中国的社会不就是当时的法国吗？而实际上，当时法国的基督教会的规模，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与中共的8千万党徒相比；腐败规模，也不可能与中共的贪污腐败相比；社会文化的虚无主义，也不可能与中共文化相比；法国民众的苦难，也不可能也中共政治下的中国民众相比。中国确实已经到了出现一场思想革命的关头。
   
   关注苦难，当然必须落实为社会行为。但有必要确定为首先是一种精神，是苍莽天地之间的一种精神。是人的一种自由精神。是我们时代的一种自由与人权精神。我们对关注苦难的精神层面的强调，从现实层面讲，是我们不能面对中国民众的苦难而无动于衷、而无所用心地置身事外。但是，我们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我们是被动选择。被动选择就是人的一种不自由。就是他律，就是人的一种被奴役状态。中国百年来没有启蒙和自由意义上的思想动荡，没有“人”的成长和成熟，这也是中国至今还在承受中共邪恶政权及其灾难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必须在未来的天空底下，有一种真正的人的面貌和人的生活。人的面貌和人的生活，既不是中共政治和文化下的奴隶主义的虚无主义，也不是中共豢养文人们翻译和鼓吹的解构主义的虚无主义。这种真正的人的面貌和人的生活，是生命的丰满，价值的真实和社会行为的责任感。弘一法师偈语：“华枝春满，天心月圆”是一种生命和精神都丰满的状态； 关注苦难是精神的一种丰满和自足，也是个人生命的丰满和自足。孔子也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就是社会正义；现实的中国民众的苦难，又是不可回避的紧迫号召。从个人到社会到民众，从精神到信念到社会行为，一个民族文化精神和时代文化精神互相接受，互相转化，互相激荡，互相生成。既是人类的，也是民族的；既是精神，也是现实。面对中国的现实苦难，必须有从精神、社会行为和社会正义的贯通，才能从根本上清除中共给中国制造的政治和文化的灾难。
   
   关注苦难是一种精神和社会行为。精神信念的确认对于社会行为是至关重要的，对中国人苦难的关注也至为紧迫。这也决定了这一代对自由的理解和选择。也如袁红冰所说：“关注中国苦难，是‘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天职，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社会良知的重建”。
   
   2007年1月6日于贵阳
   (转自<自由圣火>)